9·11当天，总统做了什么？(组图)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抉择时刻》出版

　　9·11

　　当天，总统做了什么？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用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共有2998人遇难。这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全球，并直接导致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深刻影响了此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10年过去了，9·11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无数的人们写书、作画、拍电影，描述双子塔倒塌这个恐怖的时刻给人类带来的绵绵哀痛。

　　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在其新近出版的自传《抉择时刻》中，第一次详细披露了他是怎样渡过这艰难而漫长的一天，以及在危急时刻如何做出了怎样的抉择。

　　在埃玛·布克小学得知飞机撞世贸，震惊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的套房中。清晨醒来后，我开始诵读《圣经》，下楼慢跑，洗澡、吃早餐、读报。当天最大的新闻是迈克尔·乔丹复出，重返NBA。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在我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突然失控。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她告诉我那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她把我介绍给二年级的老师和学生们，他们在做阅读练习。几分钟后，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7分钟后，我看到了电视里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竟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种巧合绝非有意而为之。在我自己写下的演讲稿中，原本写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成功的”。但父亲的话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潜意识当中，危机再次发生时，便浮现出来。

　　在空军一号上做出了第一个决策：派战斗机拦截乃至击落被劫持飞机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赖斯通过车中加密电话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是预谋撞向五角大楼的。我仔细思忖着她的话，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一首圣歌中的歌词：“在此危难时刻，赐予我智慧，赐予我勇气。”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他们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一直对这个想法泼冷水。他们说华盛顿现在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

　　糟糕的通讯技术让我感到挫败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的时间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平日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

　　我们收到的情报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

　　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女儿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

　　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巴克斯代尔基地。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基地总司令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拉姆斯菲尔德。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美国人民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我不断询问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乔治·特内特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奥夫特空军基地，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会议一开始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

　　在“9·11”事件前，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当我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在简报中第一次了解到恐怖主义网络。

　　在“9·11”之前，中情局担心过基地组织可能会进行袭击，但所有情报均显示袭击会发生在海外。2001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们加强了海外使馆的安全措施，增加了与国外情报机构的合作，并且通过联邦航空管理局，对有可能遭劫持的国际航班发出警告。在我上任的最初9个月，我们成功协助阻挠了恐怖分子对巴黎、罗马、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其他地方的袭击。

　　在夏天时，我要求中情局重新审视一下基地组织的威胁，评估其在美国内部进行袭击的可能性。8月初的一份《总统每日简报》中这样写道：“我们没有证实一些耸人听闻的威胁……比如有消息称，本·拉登想要劫持一架美国客机。”

　　“9·11”那一天，很明显情报部门忽略了一些重要的消息。但是我知道，在这场危机还未渡过之前，不应该公开指责或责怪谁。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基地组织成员。

　　我在奥夫特基地里仔细观察着显示屏，并告诉乔治·特内特要“把耳朵竖起来”就是让他注意所有情报信息，并追踪每一条线索。

　　我同样也说得很清楚：我计划在合适的时机，在这场反恐战争中使用武力。当美国对这些袭击做出反应的时候，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强大有力且行之有效。

　　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我决定要向全国发表讲话。很显然，我是不可能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地下堡垒中向全美人民讲话的。

　　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安迪和中情局负责向我做简报的迈克·莫雷尔一起到会议室和我见面。迈克告诉我，法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其他在美基地组织成员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细胞”的报告，称他们在策划实施第二波恐怖袭击。“第二波”，多么可怕的字眼。

　　在飞机上观看电视报道的时候，我看到了芭芭拉·奥尔森的照片。芭芭拉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电视评论员，也是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特德·奥尔森的妻子，她乘坐了美国航空的77号航班，也就是撞向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她是这场悲剧中我发现的第一个认识的人。我拨通了特德的电话，他向我描述了芭芭拉如何从被劫航班上给他打电话，并冷静地传达了相关信息，她为了国家一直战斗到最后。我向特德发誓，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些杀人凶手。

　　在返程途中，我还找机会了解了一下我父母的状况。他们两人9月10日晚在白宫过夜，11日上午很早就乘飞机离开了。当接线员接通我父亲时，我能感觉出他很焦虑。我为了安抚他的情绪，说道：“我没事。”

　　父亲把电话交给了母亲。我问道：“您现在哪里？”

　　母亲告诉我说：“我们在威斯康星州布鲁克菲尔德的一家汽车旅馆。”

　　“你们怎么会在那里啊？”

　　“儿子，”母亲冲我说道，“你让我们的飞机迫降的。”

　　在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运输部长诺曼·峰田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负责使4000架飞机安全着陆。我希望此举能够使来自空中的恐怖威胁告一段落。

　　我开始思考当晚在椭圆形办公室该对全国人民说些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告诉美国人民，我们已经进入战争状态。但在看到电视上的一幕幕惨剧后，我意识到整个国家都已经陷入恐慌，宣战无疑会加剧人们的担忧，所以我决定再等一天。

　　但我确实想要宣布我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国将会让那些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径负责。这一新的声明推翻了过去的模式。在过去，我们将恐怖主义团体与其支持者分开对待。现在，我们不得不让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打击恐怖分子，要么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在他们再次袭击美国之前，在海外将其消灭。

　　下午6点半刚过，空军一号降落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我迅速转乘海军陆战队一号，飞往距离此地10分钟路程的白宫南草坪。直升机一直在以躲闪模式忽左忽右地飞行，我向窗外望去，看到的是一个废弃的、封锁的华盛顿。在远处，象征美国军事实力的五角大楼在冒烟，我仿佛见到了现代版的珍珠港事件。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捍卫自由；现在，我也有责任带领新一代的美国人共同保卫祖国。我转过头，对安迪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

　　回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恐怖主义宣战

　　白宫，我进入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这是冷战初期为应对重大袭击而修建的加固地下堡垒的一部分。在紧急行动中心的中央，有一间带有一个大木桌的会议室地下战情室。劳拉就在那里等我，她的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回到椭圆形办公室，我开始发表电视讲话：“各位同胞，今天，一系列蓄谋已久、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行径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自由。”之后我描述了袭击者的凶残和反抗者的英勇。“我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和执法资源，以确保找到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对于实施袭击的恐怖分子和庇护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一并惩处。”

　　我回到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和国家安全团队会面。会议大约在晚10点结束。总统保卫处处长安排我们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会议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内过夜，那里有一个破旧的沙发和一个折叠床，而我明天还有重大决策要做，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保证清晰的思维。“那还是回到住处去吧，”他说道，“有问题我们会随时保护您的。”

　　想睡着并不容易。我的头脑中不断地闪现出白天的一些景象：飞机撞击大楼，双子塔倒塌，五角大楼冒烟。我还想到了无数家庭现在所面临的悲痛，以及灾难中人们英勇的行为被劫飞机的空乘冷静地呼叫监督员汇报机上状况，首批救生人员奋力扑救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火焰。

　　在我正要睡着的时候，我看到卧室门前隐约有一个人。他喘着大气，喊道：“总统先生，总统先生，白宫受到攻击了！我们快走！”

　　劳拉都没有时间带上隐形眼镜，我一手拉住她的睡袍，另一只手牵着我们的苏格兰梗犬巴尼。我当时光着脚，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衫。特工们快速把我们带离住处，从地下防空洞去往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我听见了重重的关门声和增压锁的声音……

　　几分钟以后，一名军人走进会议室。“总统先生，”他严肃地说道，“是我们自己的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F-16沿波托马克河降落时发错了应答信号。这一天，是以早晨在高尔夫球场跑步开始，却以逃到地下堡垒，躲避可能对白宫的袭击结束。

　　摘自《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中信出版社2011年08月出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