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列车》导演筹拍农二代落脚城市纪录片

　　范立欣，197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从1998年起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2006年移民加拿大。2006年，范立欣在中国协助拍摄纪录片《沿江而上》（Up The Yangtze），随后花三年时间完成《归途列车》，获得多项国内外纪录片奖。

　　高瘦清秀，书香门第，体制内从业经历，持加拿大绿卡，林林总总，说范立欣这个人“高富帅”不为过，他却笑着摆手，自己还在到处找钱拍片呢，拍纪录片的，哪里有什么钱。

　　2009年，因为导演的《归途列车》获得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奖，范立欣在海内外纪录片圈内赢得声誉。海外载誉归来后，这部关注农民工家庭的纪录片，在范立欣的努力下，2012年居然攻下了18个城市的院线，获得了纪录片宝贵的公映机会。最近，他又开始筹拍关于二代农民工落脚城市的题材。从《归途列车》到农二代，一以贯之的是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大时代中个体命运的思考。

　　春运与农民工 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新京报：你是如何想到要拍摄以春运为主题的纪录片的？

　　范立欣：和以前的新闻从业经历相关，自然就更容易关注弱势群体。2004年2月，我刚到CCTV工作，有一天晚上整理带子看见几组镜头，第一组是火车站，几个人背着大包小包在走路，第二组是火车开出，一片绿色的田野。第三组是一片林海雪原，太阳正在落下。当时是深夜，我关着灯对着屏幕，心想，这个国家真大，这么多人，为了一个目的，在同一个时间，拼命想要回家。有人看到的是林海雪原，有人看到的是绿色田野。

　　几亿人的生活，无数家庭对新年的期盼，都联系在铁路上，我是个双鱼座，感情比较细腻，觉得很震撼，哭了。

　　新京报：《归途列车》成功的原因很多，如本土化思考，国际视野，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范立欣：拍摄的三年我去过很多国际电影节和西方导演沟通，渐渐发现这个中国化的故事有很强的国际背景，这可能会导致它的国际市场更有潜力。很多观众认为这个纪录片像为西方拍摄的，因为故事情节很强。但实际上，它是中国视角，加入了全球化的元素。任何一个好影片，都要触及人性的层面。除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更能打动人的是亲子关系。片中，父母忙，孩子叛逆，沟通少。西方观众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新京报：你知道，一部纪录片无法解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你坚持拍了几年，理由是什么？

　　范立欣：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贡献和疾苦。你看到个体被时代的车轮碾轧，并直观地感到这是没法停止的。拍《归途列车》前我没经历过春运。我在剪接室里看到这一段，想哭站在火车站天桥上往下看，成千上万的人背着大包，他们曾经背井离乡，为了梦想，要回家，而他们在城市落脚了吗？也没有啊。在这个人口最大的国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产生的阵痛是暂时的，但波及面很广。虽然他们成了炮灰，但时代也是他们的，纪录片就算不能解救他们，也应该给他们立个碑吧。

　　农二代落脚城市 80后90后关乎国家命运

　　新京报：《归途列车》的主题是回家，而你近期开始在筹备的“农二代”题材，则是他们试图在城里落脚。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

　　范立欣：内在联系就是，两代人对城市的梦想不同，第一代人，年龄在四五十岁，退休的年纪，梦想是去城里挣钱，养活家人，然后还是要回家，他们的未来在农村，暂时住在城市。《归途列车》里的陈姐前段时间告诉我，她的眼睛看不见了，她只会车针，眼睛看不见就只能回家看孩子。他们没有文化，只会卖苦力，卖不动就回农村。第二代人是80后90后，家乡被城市化冲击，土地渐渐变成上一代人的养老金，年轻人只能向城市求生，像《归途列车》中的张琴，十多岁辍学出来打工，受过一点教育，但还是只能做艰苦和危险的工作，甚至更容易被诱惑。城市化对农村造成了普遍性的家庭问题，两代人永远没法生活在一起。

　　新京报：什么让你如此关注农二代的生存状态，这似乎是一个正在进行和变化中的现象。

　　范立欣：张琴的命运让我揪心，我看着她长大，她没受过很多教育，镜头前，我清楚地看见她的叛逆，她对未来的理解，她的幼稚。好奇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怎样。她代表的是80后90后，这群人的命运关乎国家的命运。总的说来，第二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接触互联网，有一定法律意识。80后90后农民工的未来到底在哪里？现在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新一代的秩序可能会建立起来，他们活在底层，追求梦想的力量更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社会化媒体，有更多的维权行为。

　　新京报：前段时间《落脚城市》的作者桑德斯来北京，曾和你对谈，你们是否在关注城乡人口迁徙流动的话题上有很多一致看法？

　　范立欣：我和桑德斯以前就是朋友，《落脚城市》的部分中国调研是我帮他做的。迁移和归属感，应该是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环境里，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关于农二代的片子还在征集意见中，5月下旬去重庆选人物。重庆有个叫十八堤的贫民窟老城区，快要拆迁了，那里住着很多从农村来的一代和二代，那里虽然是个混居环境，很穷很破，但是个落脚的地方，人们生活，打工。他们从农村被拔地而起，空投到这个地方，会怎么和城市对接？刚能扎下一点根，马上要搬迁，那时他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我非常关注。

　　纪录片一城一映 差异化产品绑定院线

　　新京报：国内纪录片一直苦于无法上院线播放，你提出的一城一映模式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范立欣：一城一映就是纪录片绑定一个城市的一家艺术影院，对忠实受众长期放映。在国外很普遍，但国内纪录片要上院线光发行成本就得200万，很多片子都放不起。我尝试着和MOMA合作，MOMA从去年7月开始，放了四个月，没有花一分钱宣传费，上座率却有八九成。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想推广到全国。我们请企放网在每个城市的观影小组帮忙，通过他们找本地合适的影院经理去沟通，经理再和院线沟通。我拿着在MOMA的票房成绩去打动他们，希望拿最小的厅，每周安排一场放映。影院也希望有差异化产品，我们又有广电总局的龙标，就跳过了200万的发行门槛，2个月内推了18个城市。我一个人，只带着圣丹斯电影节1万美元的发行基金，住快捷酒店，拖着拉杆箱，带着两大卷海报，一城一城地签约，办成了这件事。这是一个可供其他纪录片借鉴的模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