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跨国公司如何存在？

　　“他是个反对物质主义的嬉皮士，但他把朋友准备免费送出的发明转化成了获利的工具；他是佛教禅宗的狂热信徒，在印度进行过朝圣之旅，但之后又认定创业才是自己的使命。”艾萨克森这样评价乔布斯的矛盾之处。

　　反主流、反权威的乔布斯对于许多中庸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理想主义给了他炽热的动力，但这个理想主义中可能更多包含的是竞争意识，而非和平共处，虽然他一直崇敬佛教禅宗，但经常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在乔布斯时代，苹果对于外界的批评很少回应，保持着一种傲慢甚至鄙视。

　　2010年，一位苹果公司用户把一封呼吁关注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事件的邮件转发给乔布斯时，他回复说：“虽然每一起自杀都是悲剧，但富士康的自杀率显著低于中国的平均数量。我们在盯这个问题。”“你该教育你自己。我们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它公司做得都多。”

　　艾萨克森评价，乔布斯并不是一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他曾短暂地创立过一个基金，但发现他雇来管理基金的那个家伙十分烦人，总是谈及做慈善的新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乔布斯开始轻视那些总是把慈善挂在嘴上或是认为自己可以彻底改变慈善事业的人。

　　乔布斯曾经给一家名叫拉里·布里连特的塞瓦基金会赞助过5000美元，该基金会致力于帮助穷人对抗疾病，乔布斯甚至同意了加入其董事会。但在一次会议上，乔布斯与董事会中一位著名的医生发生了争执。在苹果完成IPO之后，布里连特带着几位董事会成员来到苹果公司募集善款的时候，乔布斯并没有满足他们。相反，他努力说服他们，自己之前捐赠的一台AppleII和VisiCalc程序可以帮助基金会简化他们计划中的针对尼泊尔民众失明情况的调查。

　　如何与员工、合作伙伴、社区、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在以往乔布斯主导的苹果文化中，或许存在着某种欠缺。

　　跨国公司伦理

　　其实，苹果眼下所受到的指责，只是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化主要力量所带来问题的又一个版本而已。

　　二战之后，殖民体系瓦解，跨国公司采取卡特尔形式对市场进行瓜分和垄断的政治基础基本上消失。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跨国公司依托资本输出快速发展，逐渐形成总部负责设计和研发，后发展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和代工的格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为他们提供了更低的成本，但获取高额利润的时候，却将污染和低保障的劳工权益转移到了原料所在地和制造输出国。

　　供应链社会责任起源于1990年代。彼时，西方消费者开始对卷入“血汗工厂”丑闻的跨国公司品牌产品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买和抵制活动，对其品牌声誉和财务绩效均造成了巨大损失。耐克、阿迪达斯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困境。

　　不同的是，全球的代工体系从传统产业扩展到了IT产业，并且更加的严密和精细化。据悉，在中国东莞，为苹果生产零配件以及外围配套设备的企业就达到上千家。

　　在关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述上，过往一种观点被反复强调，即企业最大的责任是为股东创造最大化的利润。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全球分工体系虽然推动了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增长和产业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普拉卡什·赛提在论及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时提到，跨国公司为了使投资回报最大化，正享受着资本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流动的好处，而工人却缺乏流动。他们不能轻易地移民到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去。这样，工人们就不能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低效。

　　而资本的流动使当地政府税基的一大重要部分游离了，这从另一方面加强了当地政府对国内的征税强度，同时由于资源短缺，东道国政府不愿也不能一夜之间推行法规，或实施起码的当地劳动者和环境的保护法—“这种做法是跨国公司梦寐以求的。”他说。

　　可口可乐前首席执行官罗伯特·C·戈伊苏埃塔曾说：“创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盈利，如果想要在每件事情上让每个人都满意，那么公司的经营注定是会失败……我们只有一项使命，那就是要给股东提供丰厚的投资回报……”

　　但显然，为股东（主要是大股东）创造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生存发展原则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伤害，它同时也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且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有必要指出，跨国公司是否有必要在利润分配上如此“不公”？一份iPad的价值分析图显示，尽管iPad是在中国内地组装，但事实上劳动力的价值依旧极小：仅占成本的2%左右。而苹果从iPhone获得的利润更高，中国劳动力仅从iPhone获益1.8%。跨国公司对供应商的采购价格压得过低，可能压缩了这些供应商投入实践社会责任所需要的成本空间。

　　地球并不完全是平的，跨国经营无可避免地会遭遇价值差异的鸿沟，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的核心议题即指出跨国公司所面临的问题：环境质量退化、贫穷以及经济发展机会缺乏的阴霾覆盖全球，从而滋生了种族冲突、仇恨和暴力。私有经济部门所肩负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需要研发新产品、采取新操作流程，还要能够支持加强环保、消除贫困、创造公平透明社会的政策主张。未来的挑战就在于找到一条理想的发展道路，既可以满足市场增长的需求，又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并为经济长远发展打好基础，还要能满足全球各个地区增长的物质及权益需求。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权利意识的觉醒，信息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将跨国企业置于透明化时代，仅仅满足于市场增长的需求和为股东创造利益最大化已不可能再以牺牲和损害他人合理权益为基础了。

　　不过，对跨国公司的指责并非要让全球化经济退回到工业化社会之前的地方经济时代，跨国公司在社会责任履行上的缺陷并不构成反对全球化的充足理由，由于资源禀赋和人力结构的不相同，如何发挥更大的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必然不一样，如果没有全球的分工体系，就没有相互优势和资源的互补，无法降低交易成本，缺乏资金投入也无法完成不断的技术创新，中国的消费者恐怕也很难用相对便宜的价钱买到高品质的苹果产品。

　　至于环保和劳工权益，并不能单纯将责任全推给跨国公司，国内的电力公司是否也该为矿难负责？民族企业出现的供应链社会责任缺失更是比比皆是。没有跨国公司，环保和劳工权益就会变得更好吗？

　　当跨国资本遇到法律和利益相关方的约束时，可以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成为解决环保和劳工权益的正面力量，这些力量，有时甚至比政府部门的监管更为有效，事实上，政府部门很多时候在保护“落后的生产力”，只是盲目地追求GDP政绩和个人利益。像西门子、诺基亚等一批品牌都开始利用公共监管信息，克服全球生产和采购造成的污染蔓延，成为协助中国减少污染排放的正向力量。

　　随着法律的完善、环境和人力成本的提高，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如何建立？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将向何而去？难道是在重复另一个循环吗？这是跨国公司如何存在的新命题，它不是依靠道德批判就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