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捍卫海疆？

　　《南风窗》：别国动不动就来闹，这时候“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条还行不行得通？

　　乔良：“主权在我”是一种宣示，本来我们很长时间都是希望回避这个问题，“搁置争议”就是想回避它，现在你搁置不了，那些人在你家门口越来越猖狂，把属于你的利益都拿走。碰到这样一群邻居，你可选择的办法不多。一种办法是把邻居打趴下，把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另一种办法是谈判解决，我有条件让一部分利给你，你也要相应让利给我。一般来讲现在国际争端的解决，完全不让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的思路没有错，主权归我，这事儿没什么好争的，但我可以让利给你，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耐了，是底线。如果你还要突破这个底线，那我就再加上一个字：共同“不”开发。国际上的交往其实就是交易，交易没有死不让利的。但是让利，要让得有理有利有节，不能无原则地让。既然是交易，它就是一种互换，我让利给你，你给我什么？所以一定要双赢互赢，不能让我只输不赢。

　　在多大程度上能逼这些人让利呢？最根本是要逼美国让利，你不逼美国，这些人都是不会让的。怎么让美国退？你手里不是无牌可打，美国人能多画一张南海问题牌甩出来打，你为什么就不能也画它几张呢？你老就事论事，美国人在哪个问题上跟你叫板，你就在哪个问题上跟他应对，每次都是他一刺激，你就反应，这怎么行？有时候你就得打主动牌，下先手棋。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没有麻烦，它有麻烦时也需要中国啊，你就拿海权问题当牌跟他换，不能只是在美国需要你的时候你才跟他谈。你要把所有的牌都攥在手里，让它继续成为问题放在那儿发酵，随时备你所用。道理就是，对手在什么地方有麻烦，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牌。他的麻烦就是你的牌，你的麻烦也是他的牌，然后解决麻烦的办法就是互相换牌。

　　《南风窗》：应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事务时也是在不断成熟吧？

　　乔良：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一点点明白现行的国际游戏规则，为了这点明白，我们用了30年时间，特别是最近10年，从炸馆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很多东西，但是还远远不够。在应对海权争端上，应该说我们还是被动的时候多。如果更主动些，很多问题就不应该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总是以为要少惹事，少出头，其实少出头只是少扛旗，不是说你要回避矛盾。

　　海权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在于你要想出能够产生“挤出效应”的办法。要让所有未经中国许可就参与进来分利的各国企业感到不安全。不让它们很安全地在这里获利，就会产生挤出效应。要是获利获得很安全，它就不会出去。

　　我们还要看到，对全世界所有风险投资者来说，与可能受到的威胁比起来，利益的诱惑影响更大。如果中国周边的哪个国家远交近攻，不跟中国做生意，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它。因为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亚太经济发展雁阵的头雁，中国经济足以拉动周边的所有国家。利益是现实的，所以说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经济能量，让那些国家看到有利可图而放弃与中国作对；哪个国家敢与中国作对，就让它失去从中国获利的机会。这些国家都不傻，它们都明白，美国经济至今难以复苏，它们能从美国身上获得什么？打在白条上的安全承诺？就算它们瞄准了，等美国撵中国下车后，去当中国的替代国，当美国的加工厂，比如越南、印度都会这么想，但它们做得到么？就算它们做得到，美国人也等不起。等不起它们像中国这样发展30年，建起整个基础设施和全套的制造业，再来当美国的下家和加工厂。连乔布斯都懂得这个道理，知道他的苹果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富士康。为什么？因为富士康周围一两公里内，围绕它的一整套产业链早就形成了。所以奥巴马对乔布斯说你能不能把你的工厂迁回美国。乔布斯说，那请你给我同样的一条产业链，这有可能吗？没可能。可是这一切中国全有。

　　中国必须扛住

　　《南风窗》：您前面讲到，美国发动全球力量围堵中国是因为担心中国对他的霸权产生挑战，问题是，不可以两强并立么？

　　乔良：美国原来认为中国发展不了这么快，专家们先是预测2050年中国GDP将超美国，后来又预测到2030年，现在预测到2016年。即使这种预测只是一种可能，也足以让美国人感到恐慌。所以一定要延缓你前进的步伐，因为延缓你前进的步伐就是延缓他衰落的步伐。在它看来，这是一个翘翘板的关系。美国人认为两强并立是不可能的，它跟全世界不玩多赢游戏。霸权还有双赢的么？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将面对一个非常漫长的压力瓶颈期，这期间就要越来越多地面对原来根本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能为逞一时之快，仅仅为图痛快而去解决你面临的问题。有时候不痛快也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别指望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一帆风顺。历史上美国也有它不痛快的时候，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GDP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却处处受制于英国，美国人也没办法。美国才崛起了100多年，他们对自己崛起的历史记忆犹新，完全知道怎么对付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美国人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真是充满了战略耐心，不张狂，甚至用孤立主义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崛起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决不让自己跟大英帝国直接对抗，而是鼓动其他国家跟他对抗，然后让自己顺利登顶。这些都是大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南风窗》：有观点讲中国军力远远滞后于我们海上、海外利益的扩展，海外利益的需求出现了，军事保障的需求出现了，就要求海军军力跟上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海外利益的需求与军事保障的需求具体何指？

　　乔良：海军是需要投入最多资源去发展的一个军种，它有舰艇，水面的和水下的，还有飞机，海军陆战队还有坦克和装甲车，等于陆、空军的东西它全有，要把它建设得非常强大需要相当巨大的资源投入。这不是一个中等以下的国家可以承受的。一个相对以陆路为主的国家，肯定更多地关注陆、空军，只有当海洋权益变得迫切时，海军建设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对中国来说，在海洋权益和海军发展方面注定只能后发，因为我们发展得晚，我们曾在经济已经发展时还要求军队要忍耐。但判断军队的发展滞不滞后，主要还是看能否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比如说在近海作战，中国现有的军事能力实际上是基本够用的，那就算不上滞后；但要到印度洋上去护航，那就有可能滞后。

　　中国今天的海上利益，主要是指航道的通畅，海外利益是指资源的获得和安全运输。在这点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刚刚开始对军力有这种需求，就是必须靠军队去护航才能把一部分资源安全拿回来。比如说运油、运铁矿石等。我们在参加亚丁湾海上护航之前，从不用派军舰出去护航，因为海上通道是安全的，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人保证的。但是我们也给美国留下了“买路钱”。我们给美国交的“税”很多—产品价格压得很低，甚至政府补贴出口，再加上购买巨额的美国国债，这些都可以算是给美国人“缴税”，所以说中国不是免费搭车。

　　现在，当包括美国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都不够时，中国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类似需要军队去为国家经济利益提供安全保护的，都属于军事保障。应该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比较迫切了。

　　《南风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内陆大国来说，海洋权益是不是一个全新方向或概念？

　　乔良：肯定是。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大国，这是决定中国最后能否崛起的一个关键要素。在海洋权益上，现在我们才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是才发现问题真的很严重，然后发现不光是能力不逮，而且是思考能力不逮。比如说我们真正说清楚了没有，我们要海洋干什么？有的人把它归结为海上通道，有的人归结为中国要走向大洋，有几个能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走向大洋？海洋对你意味着什么？安全！海洋是你的屏障，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是说这个地方有多重要，而是说不能让这个地方成为蚁洞。美国200海里以内，包括相当于专属经济区范围内，你看到过一艘外国军舰游弋么？绝对不会有，顶多有来访的军舰，这就是一个大国让自己的有形的安全边界尽量地扩展。

　　此外，海洋大国在今天其实更是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问题。过去的海洋大国，获利的主要通道是海上贸易，今天的海洋大国早已不是那时候的海洋大国，不是海上贸易的问题，而是资本立国。美国对全球的控制，是为了让美元霸权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就是要确保资本在全球的通畅，不能在哪个地方出现梗阻。

　　当你知道了这些，你就能明白美国人之所以把战略重心向东方移动来压制中国，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你不甘心成为一只狼，你有成为一只老虎的潜质。这决不仅是地缘战略方面的考虑，还有币缘方面的考虑。当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频频给菲越等国撑腰时，怎见得这不是一次声东击西？不是在玩弄障眼法？当美国人跟你打组合拳时，你只会一记左勾拳是应对不了的，对付组合拳的办法只能是另一套组合拳。

　　《南风窗》：这实际上也就要求中国在完整的海洋权益观、海洋大国意识以及海洋战略三个层面进行构建。

　　乔良：当你融入全球化，传统的生存方式就会被逼着改变。今天我们会被逼着走向海洋，产生海洋权益意识，就是因为资源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对于海外的需求越来越强。中国既要增强自己的海洋意识，也要产生一个以陆抗海的设计。中国的大陆优势主要就是面对中亚，由中亚通向欧洲，这个方向是美国要对你完全围堵都很困难的。所以说中国应更多地考虑如何打通欧亚大陆，让中国和欧洲这两大经济体产生更好的互动。以陆抗海或者以西进应对东侵，对中国来讲这肯定是一个可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