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美国调查:孔子与华盛顿一起捍卫世界和平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

　　2002年10月，出访美国的江泽民主席在乔治·布什图书馆两次提到了孔子。

　　谈到熊猫问题时，他引用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话，说明自己在这个领域并非专家。在随后的演讲中，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位中国古代“圣人”。

　　“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江泽民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在5年前的访美行程中，他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感谢美方的款待。在另一次午餐会上，他强调尊重个人尊严和价值是中国人民的悠久传统，“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是明证”。

　　事实上，中美关系近几十年发展中，“孔子”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角色。

　　当两国处于“冷战”背景下，这位提倡“和为贵”的老人，也会变成斗争的武器。上世纪中期，美国曾经希望通过支持、利用孔子学说，“分解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影响”。文革期间，为了区别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蒋介石每年都会高调参加纪念孔子的活动，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1968年，台湾当局曾向联合国赠送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孔子语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块石碑一度被摆放在联合国大厅里。

　　1971年，蒋介石在九月的孔子诞辰庆典上缺席，美国媒体立刻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信息。当时，《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猜测说，他也许准备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休了。

　　一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孔子的角色又“摇身一变”，成为中美两国相互传递好感、交流信息的桥梁。1972年，尼克松访华，双方签订《上海公报》。当时，在美国媒体轻松的花絮报道里，孔子复杂的饮食原则被拿来形容中国接待工作的细致认真；而在严肃的分析报道中，媒体也煞有介事地提出，影响《上海公报》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孔子公报“求同存异”的原则反映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反对大国在亚洲的霸权主义”体现了孔子的和平思想，而通篇对苏联的回避，则是“孔子讲求实际的写照”。

　　“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尼克松和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界定或者重新界定两国的分歧冲突与共同利益。”《洛杉矶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写道。

　　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茨访问中国时，行程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去曲阜拜谒孔子故里。在山东的欢迎仪式上，舒尔茨热情称赞道：“孔子的教诲将继续、并且永远是人类的智慧源泉。”

　　“中国人需要用孔子的名字来传递好感，美国人也需要借助孔子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张涛评论说。

　　如今，在新时期的外交舞台上，中国也在试着发挥“孔子”的魅力，塑造和平崛起的形象。2000年，华盛顿展出了中国一批古老的乐器，包括编钟、古琴，而这一展览被命名为“孔子时代的音乐展”。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专门来到现场，用复制的乐器演奏了《白毛女》的曲调。

　　2011年10月，山东省的宣传片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30秒的广告中，泰山、黄河和青岛的海滩相继登场，由孔子“作揖行礼”的水墨形象作为完结。国内媒体在介绍这部“屏幕月租超过30万美元”的宣传片时说，短片以孔子贯穿始终，能够“将中华文化的自信大方、谦谦君子之风传递给世界”。

　　不过，张涛在研究中也发现，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样的交流很多时候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还会被解读成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形象”。

　　显然，中美两国间的沟壑，单凭孔子一人，实在很难填补。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几年的研究下来，张涛发现，对于“美国媒体塑造的孔子形象”，自己没办法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多情况下，这一形象与孔子本身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

　　上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政府大力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而用来说明其政策合理性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的孔子。

　　当时，美国人眼中的孔子再不是那个迂腐、顽固的老人了。善于观察的政客们敏锐地注意到，孔子的“大同”理论，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福利思想异常相似；还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罗斯福新政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毕生强调“克己复礼”的孔子，就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成了改革的代言人。波多黎哥大学董事会主席甚至直接宣称，孔子是“新政第一人”。

　　张涛说，这是因为美国人一直强调自由，强调市场主导，而在他们看来，孔子认为统治者应当“主动施政”。事实上，当反对党对罗斯福新政表示不满时，他们抛出的炮弹依旧是孔子：控制粮食价格的农业部部长华莱士被他们直接称呼为“孔子”，因为“只有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才会不计后果地利用政府行为来干预物价”。

　　一位普通读者曾经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信中引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他在信中写道：“现在，美国人应当宁可忍受老虎，也不能接受罗斯福政府的‘集权控制’。”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能体会到孔子当时在美国的影响力。在罗斯福时代修建的华盛顿国家广场上，仍然生长着当年种下的“孔子栎树”。据说，这是一种“历史性树木”，它的种苗就来自中国的孔子墓。

　　在频繁引用孔子的报道中，美国媒体有时候也会犯下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2008年，亚特兰大举行了一场中国兵马俑展览。华人大多熟知，制造兵马俑的秦始皇，曾经为了禁绝孔子的儒家思想下令“焚书坑儒”；但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他却是孔子的忠实拥趸，因为“兵马俑也反映了孔子的集体观念”。

　　“事实上，孔子在美国只是一个符号。”张涛说，“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截然不同的新闻话题中，人们都能看到孔子的身影。有时候，他批评非法贩卖酒类的人们“小人喻于利”；有时候，他哀叹那些没有拿到养老金的南北战争老兵“未知生，焉知死”；有时候，他还会对增税法案表示不满，因为这样就做不到“近者说，远者来”。

　　不过，大多数时候，大洋彼岸的人们仍然会给孔子足够的尊敬。《华盛顿邮报》1938年刊载的一篇文章，将孔子、摩西和林肯共同称为“历史上的和平缔造者”。“他们引导我们不断追寻和平、睿智和共同的福祉。”文中写道。

　　甚至，孔子的形象还被镌刻在美国最高审判机构联邦最高法院的外墙上。在这座白色建筑东门上方的三角墙上，刻有3个石像，分别是颁布《十诫》的摩西、雅典立法家梭伦，以及穿着长袍、留着长须的孔子。

　　联邦最高法院的官方介绍中说，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立法者”。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可以说，近300年来，除了中国世代流传的孔子理念，在大洋彼岸，始终存在着一个“美国的孔子”。

　　大多数时候，这个权威、睿智的老人都会戴着帽子，说着穿凿附会的话，弯腰作揖地出现在广告里。舞蹈演出的海报上写着“子曰，女性想要跟上潮流，必须学习舞蹈”；公墓广告提醒人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连赌马的人都要借助他的名头：“子曰，黑狐狸将赢得比赛。”

　　如同当下的中国人总喜欢引用外国哲人的“警句”一样，在许多毫无关联的话题中，美国人也总爱来上一句“子曰”。1940年，纽约哈莱姆地区的国会议员席位面临改选，白人、黑人群体都希望参选，双方在纽约街头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这时，黄皮肤的孔子却出现了。其中一条示威标语这样写着：“子曰，决不能让黑人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代表哈莱姆。”

　　张涛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以及“名不正言不顺”，都是美国人经常引用的孔子语录。不过，最常见的一句，却是“百闻不如一见”。

　　20世纪初期，新闻业就用这句话来说明插图的必要性。《华盛顿邮报》曾经夸赞自己的图片，有着“百闻不如一见”的效果。照相馆用这句话鼓励人们“遵照孔子教诲”，享受照相之乐。好莱坞比弗利山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则用这句话作为广告词，来宣传自己刚刚修建的样板房。

　　很少有美国人知道，这句被他们反复引用的“子曰”，出处并不是孔子《论语》，而是汉朝班固所写的《汉书》足足比孔子晚了近600年。

　　在与中国无关的话题里，孔子的形象有时会受到滑稽的解构。比如，在一则租车广告中，他依然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和严密的逻辑，只租车不买车，因为“我喝牛奶，不等于我就要饲养奶牛”。

　　有时候，他还会被塑造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1940年代初期，“子曰”一度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流行语，人们杜撰孔子的言论编成笑话，比如“子曰：华盛顿把树砍倒，是为了摘到樱桃”。还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孔子的妻子因为忍受不了唠叨而想要离婚，自己一定“百分之百理解”。

　　“美国社会对孔子的了解是模糊而肤浅的。”张涛说，“孔子只是一个简单易记、又容易引发联想的符号。”

　　事实上，在美国交流的那段时间里，张涛从没听到朋友们跟自己聊孔子。大家更愿意讨论中国菜、功夫、姚明，还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只有偶尔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提醒他，孔子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太复杂的形象”。

　　《孔子在美国》出版之后，由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收藏了这本书，并且在写给张涛的邮件里称赞他的研究“富有价值”、“颇受欢迎”。

　　不过，让张涛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来自国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告诉他，看了这些关于“美国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种“第一次照镜子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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