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军副教授：官员嫖宿幼女或与男权文化有关

中国网5月29日讯（记者 伍阅 雷滢） 2012年5月28日，浙江永康警方向媒体证实，多名犯罪嫌疑人为在校生与社会上的嫖客搭线，从中获利。

同日，另一条新闻传出：河南永城一官员涉嫌强奸未成年女性十余名。该官员曾和一些在校生达成协议，后者负责介绍女孩，他出中介费。

两则消息，让已在学生群体中蔓延的援助交际现象，再次刺痛社会神经。

更刺痛社会神经的，是它们背后耐人寻味的讯息——以官员、商人为代表的权贵群体，正在援助交际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贵州习水、浙江丽水、四川宜宾、陕西略阳……屡屡有官员因此落马。

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究。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童小军。

援交与卖淫不一样，它的要价更高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这次浙江永康、河南永城以及之前贵州习水、浙江丽水爆出的嫖宿幼女案中，不约而同地都出现了官员的身影。你在研究援助交际的过程中注意过这个现象吗？

童小军：最近这两起案例，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但在我们的调查中的确有信息证明有官员甚至有警察参与援交。

主持人：这背后的原因，你有过考虑吗？

童小军：当时我们研究的重点是援助交际中的女性学生。我们的调查显示，女学生参与援助交际都是通过中介。我们还很意外地与中介有接触，并从他的口中获得一些研究信息，知道有官员身份的人参与。如果要回答“为什么是官员”，我想官员也是男性群体的一员，和我们调研中的发现一样，在不同的对象中，对女学生有偏好吧。这与传统的男权文化有关系。

主持人：有分析认为，官员参与嫖宿幼女可能也与援交过程的隐秘性有关。是这样吗？

童小军：我们在调查中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中国的援交行为大多都是有中介的，这与日本、韩国不同。在援交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并不直接接触，而是通过中介联络。这个中间人他一定不是公众人物，官员不可能直接跟女学生天天联络，他要干什么，一定有一个代办的。

主持人：我们知道援交最早出现在日本，之后传到韩国、台湾、香港等地。这些地区参与援交的官员多吗？

童小军：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并没有以职业或者行业来界定援助交际的提供者，更多的是以年龄来划分，比如一般这些人都是三四十岁、事业上比较成功的，毕竟要花钱。现有文献没有对“官员”群体的特别研究或者关注。

援交在中国已形成“产业链”

主持人：就你们研究来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援交相比我们有什么不同？

童小军：如果说不同，那就是我们这边形成了有点像产业链一样的组织。我们的调研发现，参与援交的女学生，没有一个是自愿或者主动的，都是被人设计，被拉下水。设计和拉他们下水的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

这个组织由年轻男性组成，专门有人去寻找那些他们认为“需要钱”的女学生；成功拉她们下水之后，再通过她们了解周围其他“需要钱的”或者“虚荣的”的女生。这个过程是有步骤的，开始阶段并不做任何事情，只跟你交朋友，甚至是男女朋友，最终的目的是跟你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从他们来讲，就是要突破你的心理防线，因为做这个事情人们都是有羞耻感的，他就要突破你的心里防线，让你觉得你做完一次跟做一千次一万次没什么区别，做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不好，你做这个事情可以轻轻松松赚很多钱。

主持人：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校女学生？

童小军：我们曾问过中介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女学生受欢迎的原因，第一是形象好；第二是清纯，很多人没有过性经历。对援交的提供者来说，很多人对少女或者处女，不管是神话也好还是一种癖好，都很向往。首先，“女学生”一词暗含了年轻、有活力之意，很多女学生还保留着处女之身，这无疑对男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女学生代表着智慧、知识，一些人认为征服女学生象征着征服了知识。

另外，从女学生们来说，她们还未成年，没有形成成熟的价值体系，对很多事物缺乏判断力，不能像成年人那样驾驭自己的行为。即便受到欺负，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她们，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反抗和维权。

主持人：这些女学生都是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吗？

童小军：不是，也有成绩好的，也有平常在学校里被认为很朴素、很恬静的女孩子。这种女孩在我见到的当中有不少，她们走上这条路都是被人诱惑的。女孩子嘛，都会有些虚荣心，但她们追求的往往都是额外的需要，漂亮衣服、时尚手机……绝对不是维持生计的基本需要。

主持人：援交给她们造成的最大伤害是什么？

童小军：最大的伤害就是让这些女孩对男性群体以及婚姻失去信心。这对她们未来的婚姻和家庭影响会很大，而且还会影响未来对孩子的教育。一个女性的遭遇不仅是对她自己，会延续到她的下一代，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