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生制度是如何炼成的

　　那一年，他获得的操行评语是这样写的：该生学习努力，作业认真，注意时事，遵守课堂、睡觉、课外活动、饭厅的纪律，积极锻炼身体，参加建校劳动，积极工作，工作负责，是团支部委员，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影响全班，但还不够。

　　1955 年2 月和5月，“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正式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第一条。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逐渐在北京市属重点中学中推开。

　　杨玉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55年左右，他所在的北京五中开始评选三好。他在班会上告诉学生：“一好不算好，得三好。”他原创的顺口溜“德不好是残品、智不好是次品、体不好是废品”，逗得同学哈哈大笑。

　　根据北京市教育局的报告，1956年，北京的中学里已出现了300多个优秀班集体和大批的三好学生。4月14日，北京市举行了中等学校“三好”表彰大会，全市共有1295名三好生受到表彰。

　　101中学退休教师王冬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初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初中毕业时将获得北京市颁发的银质优良中学生奖章；在高中阶段连续3年被评为三好学生的，高中毕业时将获得金质优良学生奖章。

　　高校：对“三好”的各自表述

　　贯彻三好的活动也在高校中展开。不过，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高校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1953年10月一份名为《人民大学、铁道学院、航空学院在贯彻“三好”中存在的问题》的工作总结显示：

　　在中国人民大学，“身体好”得到了普遍重视，每天参加文体活动的人数增加了，社团增多了。虽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强迫性”，点名、吹哨子甚至锁门，非把人赶到操场去。

　　学业繁重的航空学院则更强调“学习好”，这导致学生的“休息时间被挤掉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党团活动也被挤得很少”。

　　在北京大学，系与系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生物系认为，身体好放在前面，所以“身体第一”；化学系认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所以“学习第一”。

　　在这些高校中，清华大学争三好的氛围最浓厚的。校长蒋南翔刚上任清华不久，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三好”号召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培养红色工程师为目标，抓大学学习方法，开展全校劳卫制锻炼，举办各级运动会和各种文艺社团活动。

　　1953年9月，17岁的俞国宁来到清华报到，进入动力机械系热力发电设备专业 58届3班。一进校园，她就感到了“争先进”“创三好”的热烈氛围。

　　清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宿舍里传出的各种军乐号练习声，而周末则是学生们最愉快的时刻。一到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上的喇叭就响起来了，把大家都轰出去锻炼。高年级同学每人穿一件红领衬衫（红领是自己到学校统一染的），列队在操场上跑圈。

　　激动不已的俞国宁很快便投身其中。她被选为班长，因学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她参加了学校中长跑代表队，身体变健康了，体重由36公斤增加到46公斤。她还参加了合唱团、戏剧社，后来又担任了政治辅导员，组织全校学生的文娱活动。“在清华学习的阶段真是得到了全面的培养和锻炼。”俞国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4年3月，清华大学土木系出现了第一个“先进集体”。1955年，评出了第一批三好学生。5月4日，清华大学三好生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校礼堂举行，816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俞国宁成为其中之一。

　　1956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好学生大会。会议通知明确规定，三好学生评选的标准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优秀”和“劳卫制锻炼成绩优秀”。通知还规定了评选程序：班级团支书、班会联合提名，经系行政、团总支审查同意后，再交由群众酝酿讨论（注意发扬民主），最后由校评议委员会批准。

　　最终，全市1500名三好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名单里看到，俞国宁的名字排在清华大学动力系的第一个，是班级中唯一的与会代表。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被称为是“全面发展教育”的方针。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

　　这年夏天，王英民从101中学高中毕业，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被评上三好生。他达到了工作好和身体好两项标准，但因有一两门功课不是5分，还是没能评上三好。“三好学生有机会成为校旗手，在凯旋曲中升旗，非常隆重。大家那时候都羡慕极了。他们是大家的一面旗帜。”王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王英民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的施光南和成为画家的李问汉，当年也不是三好生。

　　“施光南当时就是一心搞创作。比如和你一起走的时候，搂着你走着走着，手指头就弹起钢琴来了。”施光南还在课桌下画上键盘，老师讲课，他在底下弹琴，对于提问，一脸茫然。“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不对的，对他有意见，所以他当时入团比较晚。”

　　李问汉曾是王英民的同桌，1955年入中央美院附中就读，1958年入中央美术学院深造。“其实我当时画画和他不相上下。他现在是画家，我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门门突出。人的精力有限。我们是太求全面发展了，我就上当了。”王英民半开玩笑地说。他中学毕业之后，留在101任教，之后进入中国旅游学院，从事外事工作。

　　1957年以后，受形势影响，贯彻“三好”的工作开始遭遇困境。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曾任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萧沅介绍，之前号召同学从事劳动，是贯彻三好号召，后来组织学生劳动，变成了安排学生的手段。这其中的变化，跟大的形势有关。“这么多学生毕业，怎么安排工作？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后来就安排学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

　　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老百姓开始饿肚子了，还评什么三好啊？”萧沅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