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奇手艺“葡萄常”险些葬于败家孙子手中

　　慈禧太后越看越喜欢，赐匾“天义常”，并将他制作的葡萄当作御制贡品，赐给王公大臣及家人

　　制作时用力大了，葡萄就碎在自己手里，碎玻璃扎进手里针尖都挑不出来，就等伤口愈合把它顶出来

　　为了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传承下去，“葡萄常”打破常规，艺传男子

　　世间所有的绝技，自有它独特的传奇。

　　回望过去，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北京“葡萄常”第五代传人的常弘，每每有穿越时空的感慨。

　　2010年，在世博会上，“葡萄常”的展台前围满了外宾和全国各地的观众。一个小伙子用手捏了捏摆在篮子里有肉质感、且挂着白霜的紫色葡萄，触摸到真实的硬度且确定是展品说明上所说由玻璃制作时，仍充满疑惑地指着葡萄问站在展台边的常弘：“你是不是把真葡萄皮剥下来，套在这个玻璃珠上了？”常弘说，那一瞬间她的内心涌动着无法表达的复杂情绪。1915年，“葡萄常”制作的葡萄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时，这葡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所有看到“葡萄常”葡萄的人的问话，将近100年过去，葡萄常的手艺已经传了五代，绝技真的没断,可这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和欢乐？!想到近一个世纪来“葡萄常”的几起几落，想到家世与手艺的兴衰；想到自己的三个祖辈姑姑和两个姑奶奶为了绝技的传承，牺牲了青春和爱情的“寂寞”一生，她不禁百感交集！

　　缘起

　　断了皇室俸禄后，常在靠捏泥葡萄卖钱，后探索出玻璃葡萄制作工艺

　　常弘说，她应该称“葡萄常”的创始人为老祖，老祖叫常在。

　　实际上，常家老祖本不姓常，他是蒙古族人，叫韩其哈日布。韩其哈日布的父亲是正蓝旗兵，娶了蒙古族公主的侍女，原住在正蓝旗的蒙古营。婚后，他们靠皇宫发放的俸禄维生直至咸丰九年。清政府停止给旗人俸禄后，韩其哈日布与父母从旗营里搬出来，自谋生路。他母亲喜欢用泥土做泥人、小动物、花草之类的玩意儿，偶尔也做泥葡萄，韩其哈日布耳濡目染、亲自上手，有时做的玩意儿比母亲做的还有灵气。

　　父亲去世，母子俩靠卖泥偶生活，收入甚微，为了帮补生计，韩其哈日布学会了烧制料器珠子并渐渐以此为生。因为卖泥玩意儿不挣钱，韩其哈日布看到周边摆摊的有卖料器的，生意不错，他就开始往料器行跑，看人家怎样用料器烧制泥老虎、泥狮子的眼珠，后来，他学会了，就开始自己烧制料器珠子卖。韩其哈日布觉得料器做葡萄效果会更好，开始做料器葡萄，最初做的料器葡萄都是实心，后来感觉太沉，慢慢改成空心，用一根金属管蘸上烧到火候的玻璃溶液，吹成空心葡萄珠，然后，上些颜色。经过不断揣摩，他做的葡萄竟越来越逼真，在北京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有一年灯节，慈禧太后派人搜罗民间手工艺品，听说韩其哈日布的料器葡萄做得好，叫他送葡萄进宫。慈禧太后越看越喜欢，赐匾“天义常”，并将他制作的葡萄当作御制贡品，赐给王公大臣及家人。

　　由此，“葡萄常”有了名号，韩其哈日布改名常在。

　　自从慈禧赐了匾，来常在作坊订货的人不断，买卖一天天兴旺起来。来自巴拿马、荷兰、英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商人也来订货。日子好过，常在结了婚，两个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大儿子被他送去读书，二儿子充当他的帮手，三个女儿帮他经营作坊。

　　风波

　　四个孙子竞相败家，常在不得已，决定将手艺传女不传男

　　女孩要给没上色的葡萄珠安“把儿”，安上“把儿”的葡萄珠才能攒成一串葡萄。这是个艰苦的工序，葡萄珠的“把儿”是根铁丝，铁丝细，葡萄珠的开口粗，要让铁丝像“把儿”一样“长”在每个“葡萄”上，铁丝要缠上棉纸，缠多少纸要算计到刚刚好与葡萄珠的开口啮合。把铁丝插进葡萄里，用力气也需要技术，用力小，插不进去，用力大了，葡萄就碎在自己手里，碎玻璃扎进手里针尖都挑不出来。只好拼命往外挤，挤不出来就等伤口愈合把它顶出来……做葡萄粒，一年四季围着炭火盆干活。炭火盆上烧着锅，锅里煮着滚烫的胶水和蜡汁。吹好的料器葡萄珠放在滚烫的蜡汁里沾蜡上色，要沾得光滑均匀，一颗玻璃葡萄珠沾几次才能镀好一层蜡。一不留神蜡汁溅到手上，立刻烫起一层水泡。夏天围着炉火沾蜡，汗珠顺着头发丝往下掉，衣服被汗水浸得能拧出水来。有钱人家女孩的手伸出来又白又嫩，常家女孩子的手伸出来，个个伤疤累累、老茧鳞鳞，因为常年搓料器，姑娘们的手指都变弯了。

　　这时候，做葡萄的核心技术给葡萄上色是常在把握着，他觉得他还不老，他还能干，这“绝活”还不到传给儿女们的时候。

　　做葡萄虽然艰苦枯燥，但常在家在慈禧赐匾后20多年里，小日子确实芝麻开花节节高，已是衣食无忧、财源广进的殷实之家，后来还买了宅子。

　　应该说常家的第二代是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不几年，常家有了第三代，大儿子为他生了四个孙子、一个孙女：二儿子为他生了一个孙女。四个孙子因为家里不愁吃穿也因为常在的溺爱，他们不学手艺、好吃懒做，经常打着“天义常”的旗号去借钱赌钱，要不就是偷姑姑们做好的葡萄拿出去卖，最后干脆偷家里的东西往当铺里送。常在的大女儿看不下去侄子们的挥霍和父亲对孙子的袒护，在一次与父亲的争吵之后，已经36岁的大女儿一气之下出家当了尼姑，这事对常家震动挺大。而常在的另外两个女儿和这时已参与到家庭作坊做葡萄的常在的两个孙女，一起觉得常家的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本来，常在是要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孙子们的，可常在的女儿们不同意，说她们的父亲：“您就不怕他们拿那家传的秘方换酒喝！”那天，常在的二女儿召集自己的妹妹和她的两个侄女开了一个“会”，商量出一个悲壮的决定：为了常家的手艺不外传，为了“天义常”的买卖，她们这辈子就不出阁了，豁出去了！她们当即把这个集体决定告知给“秘方”的持有者常在，常在犹豫了，儿子孙子指不上，家业都快败了，女儿、孙女决议不嫁，以保证常家的手艺不外传，这决定自古没有啊！可多不容易啊！考虑多日，常在终于决定：今后，葡萄常的手艺只传女，不传男，只传内，不传外。他把秘方给了她们，把“天义常”的兴衰托付给了闺女们。

　　这就是提到“葡萄常”必然会提到的“常家五处女”。那一年，常在的大孙女常玉清24岁，小孙女常玉龄才19岁。从此，她们姑侄姐妹的心时时刻刻都被葡萄占据着。

　　之后的十几年，常在和他的两个儿子相继去世，两个孙子也先后去世，另外两个孙子出家为僧，而孙子们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债主们不时找上门来。最后，为了抵债，常在的两个女儿只能把老宅子卖了，在外面租房住，以卖烤白薯、炸油饼为生。

　　破例

　　“葡萄常五处女”之一常玉龄首次将绝技传给社会待业青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京的手工业在政府的关心帮助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常在的大孙子有个儿子叫常秀厚，他父亲去世时他才10岁，靠两个没结婚的姑姑拉扯大，她们供他上学。后来常秀厚参加了革命队伍，他就是今天“葡萄常”第五代传人常弘、常燕的父亲。

　　1950年，在常秀厚的推动下，常家五女子恢复了“天义常”字号，重操旧业，准备旧梦重圆。1952年，北京市在天坛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会，成千上万的人领略到“葡萄常”的艺术魅力。就在那一年，她们接到一张要五万串葡萄的订单。“葡萄常”自问世以来从来就没接到过这么大的订单。她们从内心感谢政府的扶植，“葡萄常”有救了。

　　1955年11月，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以记者身份三次采访常家女传人。采访过去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讲话中特意谈到“葡萄常五处女”，“葡萄常”的知名度由此广为人知。

　　1956年“葡萄常”正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北京绢花厂为她们成立了车间，为她们评定了工资，从此她们的生活有了保障。这一年，她们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招收了四名外姓女徒弟，这意味着她们不仅打破了葡萄常“传内不传外”的家规，也意味着她们不再保守技术秘方，愿意把秘方传授给外人，她们不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她们的生活已衣食无忧。之后的几年，是她们工作生活最顺心、最幸福的时期。

　　然而，1966年到来的那场“浩劫”，让“葡萄常”一家惨遭厄运。因为慈禧的赐匾，因为邓拓的采访，他们受到无端的凌辱和欺负。“天义常”匾被砸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的奖状被撕碎，常家保存了几十年的料器葡萄样品、照片、资料全部化为灰烬。“文革”后“葡萄常五处女”只剩下年龄最小的一位常玉龄。1977年，在安排待业青年就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问北京市领导：“葡萄常五处女”怎么样？还有没有人……一句话重新唤起人们对“葡萄常五处女”的记忆。

　　由于中央领导人的过问，劫后余生的常玉龄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1977年，66岁的常玉龄被推选为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委员。老人被荣誉感动，决定重出江湖。她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葡萄常”命名的生产服务联社，从垒台、吹珠到上霜，常玉龄把家传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社会上找来的待业青年，“葡萄常”犹如凤凰再生，大放异彩。当年的老炉工、老伙计兴冲冲地自愿来帮忙。为了早日制作出第一批葡萄样品，常玉龄把家当成作坊，亲自带徒弟。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泰国等国家的商人纷纷登门订货……

　　不幸的是，随着1986年常玉龄的去世，“葡萄常”再次面临着手艺断代的危险。

　　责任

　　看到绝技失传的新闻后，常弘姐妹决心恢复“葡萄常”手艺，延续传奇

　　2003年，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一篇文章《“葡萄常”难寻，绒鸟不再》常弘姐妹看到后，受到震动，她们找到民间艺术家协会，述说想恢复“葡萄常”的技艺的想法，民间艺术家协会秘书长于志海鼓励她们：“大胆干，要无愧于‘葡萄常’第五代传人的声誉。”姐妹俩终于下了恢复“葡萄常”技艺的决心。

　　虽然1977年姐妹俩没赶上在街道的服务联社跟常玉龄学艺，但由于生在“葡萄常”手工艺世家，常弘姐妹自幼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知道家传技艺，有的技艺常弘还是跟常玉龄系统学过，在生活中的有意无意间，常玉龄也把制作葡萄的家传绝技口授给了她们。

　　她们知道工艺程序，知道上色的配方，但确实没有自己做过，而且当时手头既没玻璃珠、没有任何材料，也没有买材料的钱，但姐妹俩继承了“葡萄常五处女”的倔强性格，不服输！姐妹俩分了工，姐姐要先找到吹珠人，学美术的妹妹找配秘方的材料。找吹珠人很难，2003年，干吹珠这行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她们不知问了多少人，最后在河北找到一个做戏装帽子的人会吹珠，但吹的珠跟她家的葡萄珠不一样，那人吹的珠子是两头开口、串在戏帽子上的，而常家姐妹需要的是一头开口的。好在，那个人很聪明，几次指点后，竟吹出了她们期望的葡萄珠。

　　下一步，就是给葡萄珠安“把儿”了，很枯燥，但得坚持。妹妹找配料也不顺利，常弘说：“配料里的许多原料现在不生产了，还有，过去不用对色，现在的葡萄因不像原来那样单一，原来的葡萄就是绿色和紫色两种。现在同样的紫葡萄就有色彩区别，提子色浅偏红，玫瑰香偏紫色重。要改革，不能按原来的路子走！”于是，原料里不生产的料就找替代的料，妹妹通过一点点的回忆、琢磨和实验，终于配出了理想的、能上色的颜料。

　　常弘和常燕发现，常在为了追求仿真发明的葡萄外面的那层霜虽然跟真葡萄挂的霜一样，手一摸就能掉，但比较粗糙。为了将它改进得更细腻，做葡萄前，姐妹俩到市场去观察葡萄的形状与颜色，终于，她们配出了更细、更逼真的葡萄霜。经过近三个月的试制，常弘姐妹制出了第一件一米见方的葡萄盆景，将人们遗忘近20年的“葡萄常”产品重新捧到世人面前。

　　由于是第一次制作葡萄，到底像不像“葡萄常”的葡萄？能否代表家传技术？常弘姐妹心里没底。她们多方打听，寻找到“葡萄常”的外姓徒弟李淑惠，请她来认定。当70多岁的李淑惠老人看见摆在她面前的“葡萄”时，连声说“这两个丫头是怎么琢磨的？又让我看到‘葡萄常’的葡萄了！”常弘说：“其实我自己有时都难以相信，毕竟我是年过40才学手艺的。”

　　2004年，姐妹俩的作品参展了为庆祝建国55周年举办的“还看今朝大型书法、摄影、民间艺术展”，吸引了众多民间艺术爱好者的关注和媒体的重视。在两姐妹的继续努力下，“葡萄常”的技艺不仅恢复了，同时进行了大胆创新，改进了工序，增加了祖辈没有做出过的新品种。

　　从那以后，常弘、常燕经常参加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她们的作品在2007年第三届工艺美术展获“工艺杯”金奖，2008年在国际新闻中心向参加奥运会的国际非注册记者展示“葡萄常”的技艺，得到高度好评。2007年，“葡萄常”成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2011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常弘总是回答参展者：“我们这个不卖，它不仅是商品，还是文化。”

　　虽然名声在外，但“葡萄常”并非赚钱的买卖。作为工艺品，常弘把每串价格定在1200元左右，而作为高档礼品出售的葡萄，定价为5000-6000元不等。但常弘并不热衷于挣钱。在出席民俗文化活动时，总会有人在“葡萄常”的展台前问价，但常弘总是回答他们：“我们这个不卖，它不仅是商品，还是文化。”她表示，常家经过100多年的沉浮，“葡萄常”的背后记载着沉甸甸的历史。现在，常弘将大部分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开办的社区博物馆，供市民免费参观。

　　经常会有人问常弘：她的三个祖辈姑姑和两个姑奶奶为了“葡萄常”的传承，一辈子没有结婚，过得多憋屈！可常弘说：也不完全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祖辈姑姑和两个姑奶奶都是性格坚强的人，决定了一辈子不结婚，生生就是一辈子没动过那个念头。常玉龄年轻时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她的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看上了他们同班一个男生，又不好意思向男生表达，女朋友就叫上常玉龄一起约那男生出来玩儿，玩儿的过程中，女朋友和那男生进了商场，让常玉龄在外面等，常玉龄就老老实实在外面等……回家，家人问常玉龄：你知道人家去逛商场，而让你在外面等是什么意思？常玉龄摇头，那时，常玉龄已经年龄不小，早已过了一般人的婚嫁年龄，可是，她的心里，爱情的“花”始终没有开过。其他的三个祖辈姑姑和另一个姑奶奶也和常玉龄一样，下了决心不结婚，就真的一辈子没想过结婚这件事！

　　常弘生有一子，常燕没有孩子。谈到“葡萄常”的传承，常弘没打算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也没打算继续遵守“传女不传男”的老规矩。常弘说：“若我不传儿子，‘葡萄常’只有失传。所以必须打破这个规矩。可儿子是学法律的，我只能在他工作之余教他手艺。如果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学，我愿意把我的手艺都传给他。”至今，可心的徒弟还没出现。常弘不担心，她愿意等。

　　文/安顿邱海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