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强国”跃迁路线图

　　“工业强国”跃迁路线图

　　积累要素的优势，实现技术的突破，强化冲击全球制造业制高点的产业和集聚区，进而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氛围，实现向工业强国的跨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要提高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5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的这番讲话，为中国制造业全面向新阶段跃迁指明了方向。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积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为此，《瞭望》新闻周刊日前专访了此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学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在他看来，“工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是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国要逐步形成现代制造文明，才能步入工业强国的行列。”

　　创新是强国工业的核心要求

　　高层的重视源于现实形势的严峻。胡锦涛总书记在上述讲话中指出，我国工业发展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存在着发展方式粗放、结构不合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影响我国工业健康发展，而且会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就这个大课题，日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学习胡锦涛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中，列举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2010年我国一次性能源消费量达到24.3亿吨油当量（35.37亿吨标准煤），占全球的20.3%，超过美国的19%，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在世界能源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粗放进出口模式代价越来越高。”

　　因此，他对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增强创新能力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要求”的判断，印象深刻，“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的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果是比较突出的，但如果就工业整体发展状况而言，则不能令人满意。”金碚为本刊记者解读说，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技术创新的整体体制和机制存在问题，“技术创新，尤其是核心技术创新，是在一种普遍的创新氛围或者状态中实现的，不可能脱离整个创新的机制单独完成。”

　　按照他的理解，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中国的创新机制往往依赖于少数享有优惠政策的大企业，很多优惠政策小企业无法享受，甚至有时小企业就是落后的代名词，“创新政策要立足于普惠，必须使大中小企业都具有创新的活力和能力。中小企业必须在技术创新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工业的素质。”

　　金碚认为原因很简单，“我国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大企业很多配套的产品都跟中小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一个高素质的中小企业群体，中国整体工业素质就不可能提高。”

　　这一点，在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权威学者、企业领袖就形成了一个共识，中国“特别需要实行鼓励创新的政策，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具体操作中，要注意培养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要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创新技术，尤其是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上的不易被复制性”。

　　研发资金投入上的巨大差距，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乏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不仅在研发投入占比方面低于跨国公司，在研发投入总量上更是远远落后。比如，2010年微软公司研发投入达86亿美元，英特尔公司84亿美元，而中国当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全部研发经费仅737亿元人民币，约合113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新一轮科技革命“机不可失”

　　面临困难与挑战的同时，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进行技术创新亦面临难得的机遇，那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今年4月，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本刊撰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分析，与历史上其他几次技术革命不同，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最小的一次，“更重要的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拥有吸收新技术的潜在巨大市场，以及为新技术产业化配套的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苏波认为，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轮技术创新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抓紧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很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在制造业某些领域与其并驾齐驱，甚至赢得领先地位，实现赶超发展。

　　金碚则从实践操作层面向本刊记者指出了具体的路径，“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要把握好两点：其一，不要轻易断言任何一个行业的前途，而要全面推进各行业技术的提高和突破；其二，要找到新兴产业的路径和方向，从技术突破着手，而不是从这个行业的中低端投资方向进入。”

　　他特别强调，不要人为地划分为高端和低端产业，“我们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都是相对的，很多产业都有它的低端和高端。”对于舆论热议的高附加值产业，他提醒要走出一个认识的误区，“高附加值产业不一定是因为技术高，而是，你会做别人却不会，你做得比别人好。因此，中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路径是要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做别人不会做的。”

　　另外，舆论普遍分析，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带来了不少的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不可延续；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要求中国要为自己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寻找新的市场，如何通过较小的代价实现从外需向内需的转变……这都是全新的课题。

　　但是，另一方面，上述专家、官员也指出，包括欧债危机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等大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倒逼效应，客观上也为中国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企业和政府都将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来增加创新投入，降低资源消耗，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突围，并有望在某些领域实现重大的进展。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根据工业转型升级总体要求，围绕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瞄准重点领域和方向，集中力量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金碚解读说，这些重点领域和方向包括两大类：

　　其一，是对中国而言是新兴产业，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传统产业，比如说大飞机、数控机床等，这类产业技术路线、商业模式清楚，可以作为重点突破；其二，某些产业从科学和技术角度而言，方向值得发展，但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尚没有成熟的先例。比如说光伏产业。此类产业技术上不成熟，经济上不合理和未来不确定，具有很大的风险性，需要重大的技术创新和路线抉择。

　　营造现代制造文明氛围

　　“工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是文明的进步过程，如果没有形成现代的制造文明，工业就不可能走向精致化。”在金碚眼中，技术的突破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的成功，“翻看世界工业化版图，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工业化的过程，但最终能够成为工业强国的只是少数。”

　　他向本刊记者解释，实现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蜕变需要综合三个因素：要素、技术和文化。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一个要素（积累）阶段，它包括资源、人力等。他将之形象地描述为：开阔地推进，“就像在大平原上开车，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方向，上了五挡就可以猛踩油门。”

　　但是，现在的形势已经不能再使用这样的方式了，中国制造业开始不得不逐渐摆脱低成本模式，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模式转移。金碚认为，在这样一个爬坡的阶段，中国要有爬坡的心态，“不能一上来就踩油门，挂五挡，得一挡一挡地来，不能奢望像过去那样，短期内就能获得很大的规模和市场，要转变产业发展的思路。”

　　金碚认为，新的思路就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体现新型工业化性质的产业体系。他为此规划了详细的前行路径：

　　第一，实施资源战略的重大调整，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一方面在确保能源安全供应的基础上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加快新能源开发，逐步推进可再生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更有效和有节制地发挥土地的作用，更科学和合理地开发利用战略性矿物资源，使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长期稳固的物质资源基础；发展海洋经济，为工业化拓展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

　　第二，提升和优化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结构，加强制造业的集约化清洁化和精致化程度，形成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有效竞争、分工和合作的产业组织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形成更加合理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实现三次产业之间的有效互动。

　　第三，培育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产业发展的更大空间和更广阔前景。

　　因此，“中国需要大量增加在创新、人才和研发方面的投入，并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时间。”金碚认为，在中国，向产业精致化、高端化推进的动机和能力都不足，短期内没有收益，往往就选择放弃。他进一步引用比尔·盖茨的忠告进行解释：

　　“不要将IT产业作为清洁能源的创新模版，这会低估清洁能源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创新产品普及所需要的时间。能源行业完全不同于拥有一家软件厂或芯片厂，在这些工厂，创新周期只有两三年时间，同时对政府政策的依赖性非常小。”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第三阶段即现代制造文明的形成。受访专家认为，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中国，还缺少现代企业家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总是觉得差不多就得了，但是，差一点你就不行。”金碚以瑞士为例，“瑞士人专注做表，尽管前些年受到巨大冲击，但是人家一直坚持，这样的坚持和专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