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府谷县委书记：光靠财力支撑办不好事

　　市场失灵处就是政府责任区

　　陕西榆林市委常委、府谷县委书记张惠荣谈县域治理

　　政府管不住的，就一定是不该管的；市场管不了的，就一定是政府该管的。

　　只要善于借力，善用资源，小钱同样能办大事。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做到100%，改革创新只能不动摇、不懈怠。

　　钱多与钱少

　　“光靠财力支撑办不好事，小钱也能办大事”

　　本报评论部：提到府谷，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资源。去年，府谷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3亿元。这也容易让人认为，因为“有钱”，所以在府谷做各项工作都比较容易。作为府谷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惠荣：邓小平说过，发展起来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从综合实力来说，府谷已连续三年蝉联全省第一，并跨入全国百强县行列。但我们深知，GDP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光靠财力支撑办不好事。实际上，经济发展之后，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层次也更深，解决起来比发展的问题还要难。

　　府谷是资源大县，但地下的煤谁来开采，采出来的煤怎么吃干榨净，项目占地之后村企关系怎样协调，怎么减少资源开采的环境污染，等等，都不是简单的有钱没钱的问题。同样，地方财政相对雄厚，但怎样才能分好蛋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也不是有钱就能办好的。政府只有更加科学地谋划、更加合理地设计，才能当好管家。

　　本报评论部：家业越大，越要算好账。2012年，府谷县在15年免费教育上的财政预算是1亿多元；2011年公共财政在卫生事业上投入3.6亿元，比例超过10%。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所占比例，即使与全国很多发达地区相比，府谷也相当引人注目。

　　张惠荣：我出生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太好。父亲给村集体放羊，后来患上肝病，因为缺钱，没有及时上医院，小病拖成大病，不到50岁就去世了。这个经历让我深知普通老百姓的疾苦与需求，我是怀着深深的感情想为父老乡亲解决看病难、上学难的实际问题。

　　事实上，把民生问题放在更突出的位置，是中央、省里要求各级组织必须做好的工作重点，也是当前群众反映最普遍、最紧迫的热点、难点。2009年，我还是府谷县长时，一个叫贾庆良的农民，女儿患上尿毒症，到我办公室放声痛哭，请求资助。这对我们触动很大，经过深刻反思后，我们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从政策、投入等各个层面入手，集中力量，多为社会、为群众办好事、谋福利。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共享成果，生活得好一些吗？始终坚持这一点，就不会借口财力紧张、摊子太大不做或者缓做。说到底，根本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愿干真干，总能干成事。只要善于借力，善用资源，小钱同样能办大事。我们先后设立了大病医疗救助基金、教育基金、慈善基金和老区发展基金四大基金，政府出资1亿多元，撬动了民间捐资5亿多元。政府的力量，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

　　做全与做好

　　“民生保障既要有小思路，也要有大思路”

　　本报评论部：跟基础设施建设等相比，民生投入的“回报率”似乎有点低，也不容易直接见到效果。

　　张惠荣：要弄清楚芝麻和西瓜的关系，不能只算小账，更要算总账、算大账、算长远账。一个简单的算法是，如果小病没有及时得到救治，拖成了大病、慢性病，无论对个人、对家庭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更多甚至无法挽回的损失。再比如，我们推行15年免费教育，受益人群中1/3是外来人口，我们不怕摊子大，因为从长远看，这既可以吸引人才，更为府谷的未来储备下人才，肯定不“亏”。

　　从更大层面上看，民生的投入也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政治账、民心账。让老百姓住有所居、病有所治，才能收获到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深厚的能动力量。

　　本报评论部：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全面覆盖，尽可能保障更多人；也需要有重点，加强对个体的救助力度。这种面和点的关系，如何才能协调好？

　　张惠荣：保障民生，既要有小思路，也要有大思路。对于最弱势的老百姓，尤其需要更细致、更周全的小思路。我们投入30万元建了10个社区平价菜店，6种老百姓经常消费的蔬菜按比市场价便宜3到5角钱来卖，包括白菜等。看起来不多，但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却是很大的保障。其他包括慈善理发店、慈善超市等，都是保证公共财政阳光照到每个角落的具体措施。

　　但也绝不能只有小思路。在社会建设上，政府也要发挥杠杆的作用，激发出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三者能否相辅相成、良性互动，关键是政府能否循循善诱、积极引导。府谷每年都推出新举措，倡导企业家回报社会，近5年府谷本地民营企业累计捐款28亿多元。实际上，府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让财富“社会化”。而这也更要求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

　　管多与管少

　　“发挥政府效用，盘活并释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本报评论部：我们发现，在府谷的治理中，政府扮演的是一个“大管家”角色。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政府从市场、从经济中脱身。但当前，发展统筹性要求更高、社会协调性要求更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重新厘定这个边界？

　　张惠荣：的确，政府要处理好管和放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两个理念：一是，政府管不住的，就一定是不该管的事，这个时候该“放手”，交给市场、社会来自行解决。二是，市场管不了的事，就一定是政府该管的事。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出手”，想方设法解决问题。

　　政府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不能插手，也不能袖手。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空白地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如何发挥？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中，二者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重新思考定位。

　　府谷探索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发挥好政府的效用，盘活并释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那些市场不愿触及或无法企及的地方，政府要承担起责任，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讲“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我们推行15年免费义务教育、实行普惠式的养老保障，建设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县、全省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试验区，都是强化政府职能的“宏观调控”。我们理解，政府必须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质”第一责任人。

　　本报评论部：作为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一级政府，“顶层设计”和“末端治理”的结合很重要。在这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创新中，您有什么治理体会？

　　张惠荣：光有理论是行不通的，县委书记也好、县长也好，都是给群众打工的，只有老老实实地实践、创新。

　　创新没有固定模式。比如医疗改革。有的补贴患者，有的补贴医院，府谷根据自身实际，选择了既补医院又补患者的方法。卫生部长陈竺在考察府谷医改后也给予了肯定。在村企关系上，我们也通过参股分红、吸纳就业、建立煤炭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等方法，探索建立村企“组织共建、发展共赢、利益共享”的社会管理新机制。

　　我们的创新源于县情，也会遇到“上”与“下”、“历史”与“未来”衔接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四大基金，既不是私募基金，也不是公募基金，这种“混合基金”如何注册、由谁监管、怎样运作都不仅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也需要更高层级政府在制度创新上给予支持。

　　所以，昨天合理的今天不一定合理，今天合理的明天也可能变得不合理。对基层治理来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做到100%，改革创新只能不动摇、不懈怠，绝对不能妄想一劳永逸。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