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风雨磨难的上海美专(组图)

　　黄可


　　黄可

　　1912年诞生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今年恰逢创立百周年纪念。

　　上海美专的可贵在于，作为中国最早创办的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的新型美术院校之一，虽然是一所私立学校，然而却坚持办学达四十年之久，直至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上海美专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于江苏无锡，刘海粟任校长，后迁南京，改名南京艺术学院，刘海粟续任院长）。

　　在坚持办学的四十年间，上海美专为国家培育了不少栋梁型的重要美术人才，例如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文物学家、美术史论家沈之瑜，首任上海美术馆馆长、水彩画家、中国画家陈秋草，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书画家程十发，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装饰美术家任意，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美术》月刊主编、版画家、美术史论家王琦，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版画家、油画家莫朴，曾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创作表现红军长征的画集《西行漫画》，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部长等要职的黄镇等，都是或毕业或曾求学于上海美专。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美专培育了各类新型美术人才三千人以上。

　　作为私立的上海美专，坚持长期办学，取得不凡历史功绩，实是不易，是历经风雨磨难才获得的。在此，略记上海美专曾遭遇的磨难，或许有值得反思的纪念意义。

　　1 办学之初遇风波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西洋美术的发祥地，最早始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外国教会在上海徐家汇办的土山湾画馆，为上海培育了最早的西洋美术人才。由此，西洋美术在上海传播开来。

　　周湘先后于1910年9月和1911年7月，创立上海油画院和背景画传习所，传授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西洋画，学生有乌始光（27岁）、陈抱一（19岁）、丁健行（19岁）、刘季芳（即刘海粟，16岁）等二十余人。这些学生，年龄差距大，身份也不同，如乌始光已是在上海经商有经济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则是热爱美术，虽只是短期接受西洋美术教育，然而已感悟到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的重要性，并且立志要在中国发展西洋美术。而要发展西洋美术，首先要创办培育西洋美术人才的新型美术学校。于是，由乌始光出资，并邀请有共同志向的张聿光、丁悚、汪亚尘、刘海粟、杨柳桥、夏健康等，于1912年冬天开始筹建上海美专（初名上海美术院），商定乌始光为首任校长、刘海粟为副校长、丁悚为教务主任，并于1913年1月，由乌始光以上海美术院院长名义，在《申报》登广告，开始招生，3月正式上课。但是，一开始就遭到曾经是乌始光、刘海粟等人的老师周湘言词激烈的非议。例如，周湘以自己创办的中国图画函授学堂和图画专门学校校长的名义，1913年8月9日在《申报》刊出《周湘告白》说：上海美术院“院长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

　　从《周湘告白》来看，对乌始光、刘海粟等全盘否定，认定他们没有资格办美术学校，完全是以老师教训不及格的学生的口气在说话。对此，乌始光、刘海粟等当然受不了，憋了一肚子气。于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同年8月10日，上海美专（即上海美术院）于《申报》刊登《通告》，反击周湘。《通告》说：“本院学生成绩优良，在人耳目。周湘欲以无稽之言，一笔抹煞，抑何可笑。本院除与周湘严重交涉外，特登报声明。”

　　接着，周湘又先后在《申报》刊登《布告》和《启事》，上海美专也先后在《申报》登载《声明》等，彼此言词不友好地作了几个来回的“回敬”。这一风波，一度成为当年街头巷尾的谈资，可谓影响不小。无疑，对上海美专的创办者而言，是伤了一些元气，因为破坏了初创的上海美专的名声。然而，上海美专的创办者，依然意志坚定，决心把上海美专办成一流的学府。这也正是可贵之处。

　　为何发生上述风波？未能找到当年报刊对此的相关报道。今天看来，主要原因是周湘与乌始光、刘海粟等师生之间缺乏及时的沟通。试想，如果上海美专创办之前，乌始光、刘海粟等向老师周湘请教，征求意见，或者邀请周湘参加一起来创办，那么，肯定不会发生上述风波。换句话说，如果周湘对学生乌始光、刘海粟等宽容些，真的以师者的高度来指导学生，而不是出言伤人，那么，也绝不会发生上述风波。再换句话说，如果周湘气度大，即使学生乌始光、刘海粟等没有向你请示，而自告奋勇创办上海美专，与你老师办的学校“为旗鼓”，彼此竞争办学，看谁办得好，这有什么不好呢？

　　3 忽陷四面楚歌

　　上海美专作为一所新型美术学校，侧重在西洋美术教学，当然必须采用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和方法。为了有效地进行西洋美术教学，先后聘请留学法国的傅雷、李金发、李超士、庞薰琴、张弦、江小鹣、周碧初、潘玉良、滕白也、方干民，留学日本的关良、陈抱一、吕澂、倪贻德、陈之佛、陈盛铎，留学英国的李毅士等担任教授或参与配合教学的绘画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上海美专在实践西洋美术教学中不仅突破封建旧制，率先实行招收男女学生同校学习，而且率先实行美术教学中必须进行人物造型基本功训练，聘请男女模特儿作人物裸体写生素描课。上海美专正按照预定办学目标蒸蒸日上发展着。

　　可是，在民国之初，封建礼教观念依然浓重的旧中国，上海美专率先实行招收男女学生同校，并聘用男女模特儿，让男女学生共作人物裸体写生，又公开展出这类作品，引起社会新旧思想冲突是必然的。据袁志煌编《刘海粟年谱》载：1917年“七月，学校举行成绩展览，陈列人体习作，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观后大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后来形成一片社会舆论，指责上海美专的行为“有伤社会风化”。此时，刘海粟已是第二任校长张聿光之后的第三任校长，所有社会舆论的矛头都针对着刘海粟。于是，忽然间，上海美专和刘海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中。

　　上海闸北的议员姜怀素呈文政府当局查禁上海美专的人物裸体素描课，甚至军阀孙传芳出面下禁令，进而密令通缉刘海粟。当时上海县县长危道丰还上诉法院，传令刘海粟出庭受审，刘海粟巧妙地委托律师出庭。同时，刘海粟撰写文章和公开信函在报纸发表，宣传和力辩设置人体素描课，乃是创办新美术教育、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必须采取的教学方法，因为人体写生素描是绘画造型功底的必修课，这与社会上流传丑恶的“春宫”画根本是两回事。这一“人体素描课风波”前后持续达十年之久，至1927年才告结束。身为上海美专校长的刘海粟，得到法租界当局的保护（因上海美专地处菜市路即今顺昌路，属法租界），法租界总领事一度每天八小时派警探来美专保护。刘海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抗争办学，精神十分可贵。尽管有美术史研究者对刘海粟是“艺术叛徒”之说持不同看法，如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2006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说，查旧时上海报刊，未见杨白民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之文字，所以认为，刘海粟自封“艺术叛徒”，然而撇开“艺术叛徒”之说究竟出自谁之口的考证，平心而论，刘海粟在引进西洋美术教学体系和方法，坚持新美术办学中，有一股敢于冲破旧势力束缚、敢于背叛旧观念的创新精神是确实存在，值得称道。

　　3 蔡元培解围

　　在旧中国的上海，近现代创办的二十多所美术院校，除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于右任为校长）美术系是公立外，其余都是私立的。作为私立的上海美专，始终困扰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尤其遭受上述男女裸体模特儿素描课风波的旧观念舆论围攻的负面影响，真是大伤元气，一度报考学生锐减，尤其是不少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姐来报考。也因为经费来源少，使上海美专几乎难以为继。此时，蔡元培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应刘海粟之恳求，蔡元培出任了上海美专董事会主席。

　　蔡元培具有很高信誉和巨大影响力，邀请到社会各界名流和政要。其中孔祥熙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钱永铭是交通银行董事长和金城银行董事长，王一亭是上海巨商，专门组成经济董事，设法募集资金，解决了上海美专30%的经费缺口，使上海美专充满信心地扎实办下去。

　　同时，蔡元培还在精神上大力支持上海美专。如为上海美专创刊的中国第一份美术专业杂志《美术》第二期题写刊名。又为上海美专校歌创作富有思想性和鼓动性的歌词，这首校歌，由宋寿昌、糜鹿萍谱曲，标明音律节奏为“快活而庄严”。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们唱着“快活而庄严”的校歌，活跃了学校快乐的气氛，鼓舞了志气，促进着学业不断进步，欢迎着一批又一批新生入校，又欢送着一批又一批毕业生走出校门，踏上社会，建设祖国，乃至走向世界。

　　4 刘海粟力主上海美专留沪

　　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初期时任副校长，后出任第三任校长后的任期最长。在长达四十年的上海美专历经风雨磨难过程中，刘海粟与上海美专结下了生死与共、难以割舍的感情。所以，当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将上海美专迁出上海，合并掉，与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址设在江苏无锡，对此，刘海粟感情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成为心头有痛感的一块心病。为此，当1956年得悉国务院要将上海美专合并成的华东艺专迁往西安的消息时，立即写报告给文化部，提出要求：将华东艺专迁来上海，改名为“上海美术学院”。后来虽然华东艺专未迁西安，然而刘海粟心里一直盼望将华东艺专迁来上海。因为他深感，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缺少一所校龄久、有系统办学经验的高等美术学府是不相称的。所以，1957年5月16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和5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刘海粟直言不讳地说：“上海美专有优良传统，有经验，而不应该连根拔。”强调将上海美专撤并成的“华东艺专应迁回上海，免得将来需要时另起炉灶”。

　　现在看来，刘海粟当时在会议上的发言是正确的，果然被他言中后来“另起炉灶”，那便是改革开放后，因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而缺少一所相匹配的高等美术学府，所以在1985年新建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