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 用生命书写历史

　　如同外祖父一样，张纯如也是个全面的人权斗士。在写作之外，她演讲、辩论，为二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死难者讨回公道，争取经济赔偿，并对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悲剧心怀警惕。

　　一个人的力量

　　很多时候，母亲张盈盈都在拉住女儿奔跑过快的脚步。“让她歇一歇，不要这么心急，慢慢来。”可是，大多时间，有强烈企图心的女儿都听不进去。

　　她很早就显露出想成为一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的野心，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想在短时间里完成更多的事。她喜欢的电影，主人公们无一例外都是“目标明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克服种种障碍，与命运做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为什么她有如此异于常人的紧迫感？我不理解。”令她悲伤和遗憾的是——女儿奔跑得太快，快得来不及调整，也来不及回头。“有些东西，要到一定的年纪，她才能明白，才能放得下来。”

　　母亲回忆中的张纯如，敏感、脆弱、雄心勃勃，一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追随内在的激情。在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上，任何延迟和阻碍都会令她烦躁不安。

　　她曾告诉母亲：一次，她和丈夫各自写下未来20年的目标，当她看到自己无论是职业上还是生理上只剩下寥寥几年的“高产”日子，就十分难过。

　　一度，她甚至想写一本关于女性“生育钟”的书。她觉得“生育钟”迫使许多最优秀、最聪明、最有事业心的女性做出不情愿的抉择，而现有技术已经可以帮助女性延缓或推迟她们的生育钟，譬如把卵子放在液氮中保存。她由此兴奋地声称，这有可能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耐人寻味地，上帝给这位一意掌控自我的女子出了道难题。2001年，当得知自己和丈夫无法怀孕时，她开始为自己的生育所苦恼，不得不借助代孕的现代技术。

　　1991年，在一次会议上，张纯如偶遇“史努比之父”查尔斯•舒尔茨。她吃惊于对方的“尖酸刻薄、消沉沮丧”，和他笔下的小男孩查理•布朗一样，那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坚信自己一无是处的人。

　　张盈盈觉得，女儿能感受到舒尔茨在生命最后那段日子的心境。“不管你多么成功，所有人都会在生命中某个时刻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被人嫌弃，孤孤单单。”

　　外界不断猜测张纯如之死的真正原因——是长期接触到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而导致的绝望，还是来自日本极端右翼群体的暗杀阴谋？

　　作为一名严谨的生物学家，张盈盈也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女儿的自杀可能是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在美国，还有一个解释：可能是张纯如没有宗教信仰。“这很难，像我们这样走上科学这条理性的道路后，很难单凭信而去信仰一种宗教。”张盈盈说。

　　在张纯如眼中，信念或许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几乎每一次家里谈话涉及宗教，她都必然会谈到宗教的腐败，还有美国媒体频频曝光的神父性侵儿童事件。这一切都令她义愤填膺。

　　“我想，假如她真的要去选择一种信仰，那会是她完全个人的行为，不属于哪一个团体，或者按照一定的仪式，去什么地方做礼拜，听哪个人讲道。”

　　历史，在这里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上个世纪初，那位和她在精神和气质上酷似的外祖父、一名竭力想为近代中国找到“救国药方”的热血知识青年，也曾是一名宗教的激烈反对者。不同的是，与人辩论许久后，他意外地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路德派信徒。

　　那个战火纷飞的码头上，这一家人奇迹般地团聚。他为之感谢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