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生态旱厕小区消失 住户们称被马桶绑架

　　一个废弃的干式马桶。曾作为生态小区最大标志的干式马桶在挣扎3年后被彻底逐出了小区居民的生活。

　　全世界大概有500万人在用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生态旱厕，鄂尔多斯大兴生态小区是其350个不同的项目中，规模和投资最大的一个城市社区。

　　然而，这个全球最大的生态旱厕小区在运行3年后悄然消失。

　　“大兴生态小区”正门外的巨幅牌匾已撤换为“文明城市”的广告牌，小区超市旁的“中国-瑞典生态卫生城镇项目”展示大厅也被新修的木栅栏遮挡了视线，玻璃大门紧锁，里面空空如也。小广场旁的粪便收集设备间的玻璃尽毁，标识也被涂鸦覆盖。所有和生态小区相关的记忆似乎都被赶到了铁丝网圈围起来的角落里去了。

　　除了一个守大门的老头，小区的西头变成了一片无人区。跨过铁丝网就是一片白色的干式马桶的海洋，它们以各种姿态倾覆着，像一个巨大的装置作品。马桶海洋簇拥着曾经是管理小区的中枢生态站办公的二层小楼，更加显得它孤零零地。旁边的固体垃圾管理站、有机垃圾堆肥间、污水处理站都已经关闭，它们环绕着的一小片菜地，也因为种植它们的老人得了肺癌而荒疏了。一大片景观池的一侧，堆满了蓝色的粪桶和垃圾分类桶。

　　自2009年生态小区拆除了尿粪分离的马桶，换回水冲式马桶，并改装了整个粪便和污水处理的系统后，铁丝网就隔开了两个世界。作为生态小区最大标志的干式马桶被逐出了小区居民的生活，彻底败北。

　　疯狂的马桶

　　臭味弥漫，妇科病担忧，爬出的蛆虫……它所制造的麻烦一个接一个

　　闫建平是个律师，也是大兴生态小区现任业委会主任。2006年到2009年与干式马桶相伴的日子，回忆起来没有一丝北欧式生活的美好，一家人反倒像是被这个马桶绑架了，内心是无尽的痛苦。

　　2006年，嫌市区房子太贵的拆迁户闫建平听说了大兴生态小区，2003年以低于市场价800元/平米开盘的楼盘，这一年售价已经翻了一倍，“紧俏得很”。那时小区里的生态站已经建成了，闫建平绕着小区转了一圈，觉得小区的绿化、道路、公摊面积都十分理想，价格又便宜，生态环保的概念还让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时尚感，“反正人家瑞典人搞的东西不会错”。

　　2006年3月8日，闫建平付出143800元买下一套两居室，当年7月1日入住。随后围绕着马桶的疯狂生活就开始了。

　　闫建平的记忆里，卫生间的白炽灯让纯白的新式马桶反射出荧光，揭开马桶盖子的一刹那，他常常有走进实验室的错觉。眼前这个陌生的怪东西让他每一次如厕都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尴尬，一点点消磨掉他对这个新房子带来的美好生活的自信心。

　　这个生态马桶由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设计，由中国潮州的一个厂家生产，造价每个七八百元。它和普通马桶的区别在于设计了小便斗和大便斗，小便时要对准马桶前部的小便斗，尿液通过单独的管道进入地下储尿池；大便时一坐下，倒扣的便斗碗就会翻转过来，再拉一下马桶右侧的伸缩杆，碗里就会铺上一层细细的锯末，大便完之后一起身，便斗碗就自动把大便和锯末通过粪管翻转直落入地下室的储粪桶，一个月会有工人来倾倒粪桶两到三次。

　　小便、大便都不用水冲，普通马桶储水的水箱里，这个生态马桶里储的是满满的锯末。这些锯末是闫建平和妻子按一个月10袋的配额从生态站领回来的，它们的作用是节水、除臭和让大便尽快变成有机肥。地下室里的抽风机，24小时不停地从粪管里抽风排向屋顶，用来除臭。这一切的前提是住户们不能向便斗碗里倒水。

　　闫建平和妻子、孩子无法对这个马桶产生好感的最主要原因，是自房子装修开始，它就成为臭味之源。氨气味弥漫在家里，有时一推开卫生间的门，臭味熏眼。“在家里吃饭没胃口，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是负担。”

　　于是，闫建平一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姐姐家吃饭，丈母娘、小舅子等亲戚也不愿来做客。2006年到2009年，他们家一共花了100元的水费，消耗了两袋大米，平时喝的都是纯净水。

　　“胡师傅不粘锅”。有的小区居民在家里呆不住，出门见面就聊家里的那个臭马桶，他们用这句广告语来嘲讽便斗碗的设计，说得多了，闫建平有时觉得也是在嘲讽自己。

　　因为需要不停翻转，小区里的马桶的便斗碗开始大量损坏，2007年闫建平家改换了插板式的马桶，但臭味的问题仍没有改善。

　　2007年的冬天，因为小区居民反映的臭味问题，地下室的抽风机加大了功率，加上冬天门窗紧闭，闫建平每次坐在冷飕飕的马桶上的时候，就清晰地感觉到屋里的热气在被抽空。有两次晚上睡觉，他突然感觉呼吸困难，打开窗把头探出去，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

　　他需要精细地保持家人心理承受力的平衡，开窗冻得不行，不开窗又臭得不行，妥协的结果是家里点上香，再把窗户开上一条缝。

　　前业委会主任高继祥的妻子王翠兰，奇怪地发现这个旱厕所引发的漩涡，近乎把家庭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变成了一个风暴眼，而她们这些家庭主妇们，则变成了伺候马桶们的女主人。在她们用夸张的语言描述这一切的时候，自己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过在2004年到2009年与生态马桶相伴的日子里，高继祥一家是笑不出来的。他的儿子每天下班一踏进小区，“熟悉的臭味就像踏进了一座公共厕所”，进了家门，饭桌时不时会挪到阳台上，在那里才吃得下晚饭。

　　旱马桶使用的锯末，让王翠兰和小区里的女人们又多了一样心事：坐便时腾起的锯末粉尘让一些女人感到阴道瘙痒，她们在小区里窃窃私语传播着这些小道消息，商量着是否需要去采摘一些柳树的叶子煮水来治疗妇科病。

　　让家庭主妇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卫生间里开始爬出蛆虫。王翠兰在拇指和食指间留下半寸的长度，“灰白的，就是小时候在茅厕见过的那种，慢慢从马桶的粪管爬上来，甚至爬出卫生间朝餐桌的方向挺进”。家里的蟑螂也开始多了，王翠兰曾经一次买了300元钱的药撒在家里杀灭它们。

　　楼底像是有一只怪兽，它所制造的麻烦一个接一个。夜晚抽风机发出的巨大声响格外清晰，让闫建平感觉像是这个怪物拿着大喇叭搞的一场恶作剧。于是从2007年3月开始，搬进生态小区还没满一年，闫建平开始卖房。

　　他先是在小区周边贴了很多售房广告，后来又在一张报纸上打了一个星期的广告，没有一个人跟他联系。“那时很多二手房卖房的信息都是大兴生态小区的，没有人敢买这里的房子。”

　　早期的生态小区房顶是蓝的，墙体是白的，“因为小区臭气熏天霉运不断，被市民传为‘纸火城’，扫墓的那种纸火”，闫建平见了熟人都不敢说自己住在这个小区，怕被别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