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莎艺术》独家专访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何炬星

　　《芭莎艺术》：你曾在军队里从事新闻工作，办过杂志，开过书店，你今天做的和艺术相关的事与这些经历有关系吗？

　　何炬星：年轻时候的经历总是很固执地影响一生。新闻工作和军人这种双重伴随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财富，训练出敏锐辨析和果断勇气。战场意识和决胜思维，是一个军人的日常习惯。

　　《芭莎艺术》：你个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时候真正确立的？

　　何炬星：知识和真理是我一生追求的两样东西，而傲慢和谄媚是我不敢沾边的两个怪物。我慢慢有责任和能力介入社会时大概20 岁。30 年走过来，跟国家几乎是跟随这个时代发展一起慢慢清晰自己的价值。2000 年以后我关注当代艺术，我发现了一个可以真正说话的载体。我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关注。

　　《芭莎艺术》：你认为这种文化现状代表了什么？

　　何炬星：中国没了皇帝之后，一直没有机会让新文化现象真正形成主流。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末至80 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至今已经跨越了30 年。中国在外部和内部两种因素作用下产生了中国当代艺术文化现象。他们这一代人功劳特别大，从中国的文化延续来讲，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开启！

　　《芭莎艺术》：当民生介入当代艺术之后，完全是要靠自己和民间的力量来推动，你觉得这是一个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系统？

　　何炬星：不存在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的对立关系。重要的是做这件事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包括国家。民生选择了这件事实际是这样一个历史机会非常幸运地让民生撞见了。

　　《芭莎艺术》：你在做美术馆时既不完全是艺术圈规则，也不完全是金融圈规则，完全是民生自己研发的一套规则，没有任何模板做参考吗？

　　何炬星：做美术馆，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个模式是已经被证明值得拷贝的。中国90%的美术馆还是政府在管，民间美术馆看起来多，力量仍然薄弱。政府系统的美术馆，大多还在延续“文革”的政治逻辑，还是一个相对狭隘的标准系统。西方供养人制的美术馆也有问题，没有再生机制，所以古根海姆前主席汤姆• 克劳斯曾用三个词形容西方的美术馆：“结束”、“破产”、“消失”。现在很难总结哪个模式，还在探讨中，但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不能变：一是美术馆一定是为艺术家而存在的，二是美术馆一定是为公民的艺术天命而存在的。我想象中未来的美术馆：它是一个公民化的艺术现场，对于任何人呢没有距离和门槛。也许哪一天，这里（民生北京馆）会成为媒体聚焦的现场，会成为走出北京机场的客人和北京人必来的地方，这个目标离现在也许不很远。

　　《芭莎艺术》：再生能力很重要。

　　何炬星：相信短期内民生银行的财务背景对美术馆的支持是可靠的，但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模式。

　　《芭莎艺术》：民生在北京的美术馆是一个真正的“超级美术馆”，你对“超级美术馆”的定义是什么？

　　何炬星：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超级美术馆，美术馆无论大还是小，它就是个美术馆。我之所以要在北京建美术馆，首先因为我们在北京没有美术馆；其次，关于文化问题人们只能看到满天飞的口号，或者搬出古人来拯救当下，真正的当代文化力量在哪里？民生北京现代美术馆建起来，目的就是要建造沟通世界的平台。以这样的平台来完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国家叙述，完成中国当代文化力量的国际性呈现，完成中国艺术的未来性开启，这样才能真正把眼光投向世界，去思考这30 多年中国艺术在世界美术史上的贡献在哪里，有没有机会开启未来贡献。要知道呈现一国的文化力量未必只有走出去，真正有贡献的文化一定可以吸引全世界。

　　《芭莎艺术》：过去的美术馆体系里一直把馆藏作为很重要的考核指标， 不知道你的规划里会完全推翻这个评价体系？

　　何炬星：美术馆收藏是很重要的问题，它把广泛分散在社会、民间的艺术通过一个机构收集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叙述系统，呈现给社会，这是美术馆的一个基本使命。我们正在进行中。

　　《芭莎艺术》：你现在的布局，虽然代表着民生银行的行为，但在这样特别的时期，它可能会产生大的影响你如何保证你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何炬星：首先，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是民生银行财务背景，不是代表民生银行在表达立场。银行只是出钱来为社会作贡献，怎么做是一个专业的管理问题。当然每个美术馆和每个人都有局限性。

　　《芭莎艺术》：当你成为何馆长那天，和以前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何炬星：我曾经给我的团队讲过，这个美术馆开张之前，是我们的意志，美术馆开张以后是社会的意志。换句话说，美术馆开张前是由我们说了算，开张以后是由社会说了算。所以说作为一个馆长，我将变得不由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