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捉老鼠”的游戏令监管部门很头疼。
在我国,建设部门监管污水处理厂的规划和建设,环保部门监管污染物排放情况。除定期督查外,环保部门的远程监控手段不断升级。
“最早是监测出水指标,后来要求运行过程和出水吻合,现在也同时监测进水情况。”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水质净化管理中心运行调度科科长朱小军总结道。2005年底,广州市环保局在污水处理厂安装了污染源在线控制系统,实时监测水量、水质等指标。如今,数据已从两小时上传一条变为五分钟一条。系统也从单纯上传数据变为互动,一旦数据出现问题,污水处理厂管理人员的手机就会接到督查短信。
“不仅管理当下,还要追溯过去。污水处理厂内部的参数,如用电量等,也要保留一年以上。”水质净化管理中心副主任张小明说。“数据之间关联性很强,通过互相验证,可以反映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
各地不时有督办违规污水处理厂的新闻见诸报端。2010年,河南省挂牌督办了两家污水处理厂,原因正是污水处理厂自动在线监控仪器未运行。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令黄文惊讶的是,临近“十一五”核查时,一个县级市的污水处理厂居然耗资十万元,让软件公司修改了数据库中的大量历史数据。
为何污水处理厂要斥巨资造假?黄文认为,地方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有的市县级环保局要求污水处理厂、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第三方运营单位一起进行数据造假。提高进水COD(化学需氧量)浓度,以增加削减量。”黄文说。“十一五”期间,各地需完成COD减排10%的任务,由此可增大减排量。
“环保局和我们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但对上是一家人。上面来检查,就提前打招呼。”山西的那位污水处理厂员工说。
污水处理厂自身造假,则是利益驱动。“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黄文说。
我国的污水处理行业蛋糕被切成多块,有的是大型排水集团统一管理,有的由政府直接投资运营或承包给企业运营等。
大部分地区居民的污水处理费并不是直接交给污水处理厂,而是涵盖在自来水费中,上缴地方财政。政府管理的污水处理厂每年根据运营情况申报所需费用,而企业模式的则由地方政府和企业签订合同,拨付费用。“作为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单位,我们首先要保证出水达标,在这个前提下节约成本。”张小明说。
污水处理行业利润空间并不高,安徽某县城的建设局副局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污水处理厂免费为使用自备井的居民处理污水,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超出污水费。四川某县的污水处理厂副厂长也称:“每吨收费三毛五,成本却超过一块钱,只能靠政府补贴差价。”
显而易见,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污水处理厂来说,多报水量就能多拿补贴,水质造假就能降低成本。
管网缺口“不是技术问题”
作为参编“十二五”规划的专家之一,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原副总工程师杭世珺说自己对于管网建设已经“呼吁了很多遍”。
多位业内人士表明,污水真正得到处理,让老百姓感觉水变清了,首要问题是解决管网问题。“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只是解决了收集到的污水对环境污染问题,没有收集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水环境的污染总量没有得到控制。”杭世珺说。
管网建设是污水处理的焦点。
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雨污合流制,雨量过大时,雨污合流水就有一部分溢出管网,进入水体。“西方也普遍是合流制,但是德国修建了4万多个调蓄池,等雨停了之后,再慢慢处理。”王洪臣说,“很多事,看的明白,做的难。”
管网建设资金要求高,往往是建设污水处理厂的3-5倍。仅为了“五街一镇”的管网截污改造,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计划投资4亿元。而在老城区,则面临着更大的拆迁成本,北京的老城区甚至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管网。
不同于污水处理厂有盈利空间,管网修建也难以吸引外资。“资金回报率不高,拆迁成本不可预计,工程工期长,协调工作量大。”一位环保公司的管理人员说。
国家对于管网一直有补贴政策,“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就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污水管网建设。“但管网是地下的事情,不像绿化那样看得见,容易被忽视。”一位老专家感叹。
2011年9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9个省市2010年度城镇污水垃圾处理专项资金审计结果》,浙江、重庆等地的污水管网建设重复申报或闲置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有的甚至将专项资金用于出借、股权投资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
2011年5月,财政部和住建部又下发了“十二五”期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按不同比例予以补助。“所以说,投资不是问题,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王洪臣说。
杭世珺在地方调研时曾深有体会:“最初中央资金只补助到设于主干路的污水一级干管,其他资金要求地方配套,地方政府说没钱;后来中央补助到二级管道,但是三级管道和户线的配套资金地方政府仍然有困难。因此污水处理厂虽然建成了,但是处理水量不足而成为晒太阳工程。”
“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她反复强调。
南方周末实习生王静怡、柳鹏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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