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在历史面前，个人情感不值一提(组图)

　　艾伟

　　一九六六年生。著有长篇《风和日丽》、《爱人有罪》、《爱人同志》、《越野赛跑》，中短篇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中花》、《小姐们》、《水上的声音》等。《爱人同志》获《当代》文学奖，《风和日丽》获春申原创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多部作品曾登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影视的影响力比小说大一万倍

　　羊城晚报:这几天，电视剧《风和日丽》在各大电视台热播，作为原著作者，你觉得电视和小说的区别大不大？满意编剧的改编吗？

　　艾伟:两者一定是不一样的，虽然电视剧的故事走向基本尊重了原著，但人物形象上还是作了一些调整。怎么说呢，我看剧的心情就像你的孩子让别人去养了一段日子，等你接回来时，你发现他的衣着打扮都变了，加上了别人的审美趣味。电视剧是大众艺术，本质上是大众娱乐，不能对电视剧要求太高。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改，只要观众喜欢，收视率高，我就很高兴。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很多媒体在报道这部电视剧时，都提到这是一部“催泪剧”、“女性情感巨制片”，你觉得这样的定位跟你的原著吻合吗？

　　艾伟:这确实是一枚催泪弹，即使像我这样一位特殊的观众，在看的时候，心情相当复杂，有接受、有抵触、有欣喜、有折磨，各种矛盾纠结我心，但即便如此，亦多处落泪。所以，制片方说“情感巨制”，大约如此。我的小说也有好多人说看得泪流满面的。情感确实是我这几年我在创作中比较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汇。

　　羊城晚报: 满意马伊琍扮演的主角吗？最喜欢剧中哪个演员的表演？

　　艾伟:马伊琍演得很好，今天还有朋友在我面前大大夸赞了马伊琍的演技。马伊琍那种瞬间的爆发力非常强悍，容易感染观众的情绪。小说和影视不同之处在于，小说是文字，有想象的空间，每个人的想象里都可以有不同的杨小翼，但影视不具备这种空间，一个演员会把自己个人特质置入剧中人物，那观众就只能接受这一个。在我个人的想象中，杨小翼的气质应该比电视剧更为高贵些，金枝玉叶嘛。尹南方和杨泸很符合我的想象，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羊城晚报:你一直属于纯文学创作，你的小说一直具有很强的理性思考，可近年来，你的小说频频卖影视版权，是否有向市场化写作靠拢的倾向？

　　艾伟:我的写作从来没有向影视靠拢过。但近年来，我确实对纯文学有所反思。我至少在两方面作了调整：一是，强调情感。先锋文学以来，文学界认为情感是肤浅的东西，现在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情感是小说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并且我认为小说根本上不是用来分析的，而是用来感受的，所以，情感也可以看做是小说最深刻的东西。二是，我觉得先锋文学以来，我们过于专注于人类黑暗的层面，现在我的想法是，黑暗面固然吸引人，但一部作品必须有光明和黑暗的平衡，必须有多元的价值共生，既要关心人类的正面价值，又要关心人类的负面价值。我认为如果没有光明，黑暗毫无意义。比如像《红与黑》这样的作品，于连这个人物形象，他既慷慨又自私，既骄傲又自卑，既勇敢又胆怯，既理智又疯狂，在人类价值的两端，但于连基本上偏向于黑暗的人物，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德雷纳尔夫人，这个人物简直没有缺点，完全是人类正面价值的化身，是一个光明形象，读者的很多感动都来自于这个人物。正是这种光明与黑暗的相生相伴，才使《红与黑》变得如此有魅力。

　　也许是上述两点的改变，让我的小说有可以转换成影视的可能性。得承认这不是小说的时代，小说的时代过去了，影视的影响力大小说一万倍。但小说依旧是最基础的东西，也依旧是人类经验最好也最大的容器。我相信小说的影响力在时间性上，会超过影视。我最看重的一件事是我的书有更多的人喜欢，被阅读。一个作家最幸福的一件事莫过于被读者认可。

　　请别从电视剧对号入座！

　　羊城晚报:《风和日丽》写一个私生女的寻父之旅，这个父亲是一位将军，在战争时期由于一段不为人知的风流而生下了私生女，为什么想到从这个具有戏剧性的个人角度入手开启一扇沉重历史的大门？

　　艾伟:整个二十世纪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世纪，革命几乎像一尊神一样笼罩在中国人的精神深处。革命是壮阔的，也是神圣的，但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它的底部律动着个人的理想、野心、私欲。但革命成功后，因为合法性的需要，对革命历史必须重新书写，这样的书写使革命历史变得一尘不染，革命者都变成了钢铁战士。私生女这一形象，可以迅速进入革命的私领域，进入革命的腹地，那儿其实杂草丛生。这个故事最初的萌芽是我的在井冈山脚下的一个小城里，看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我开始想象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想起了王宝钏和薛仁贵，那个乱世传奇。但最后，我决定从私生女杨小翼的角度写，杨小翼的故事原型实际上是戏剧中金枝玉叶流落到民间的故事。

　　羊城晚报:小说里的“开国将军”尹泽桂有没有原型？很多人会敏感地将他与现实中人联系起来。

　　艾伟：“将军”没有原型，属于虚构的产物，但读者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将军”确实是非常敏感的人物，一位开国将军，晚年应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吧？但你不能直接写明他的身份，我只能把想象留给读者。最后小说倒起了一些奇妙的效果，这个人物真的就像是这篇小说的主宰，出场不多，但笼罩全篇。

　　对这部涉及如此高层级的小说，几乎想叙述一个国家的人心及思想演变的小说，要讲到思想解放运动，总得有几个思想文艺界代表人物，有些读者于是对号入座了。当年托尔斯泰写出《安娜·卡列妮娜》时，因为涉及彼得堡及莫斯科的贵族，也有类似的考据者。一部小说，你写到高层，而高层就那么几个人，所以容易给有考据兴趣的读者以想象。《红楼梦》也是如此啊，总以为谁是谁谁谁之类当然，我这里也不拿《风和日丽》攀比这些伟大作品。如果完全写底层百姓，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我是说，这是题材决定的。当你想象一个国家时，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你想讲一个时代，并且如此直面它，这恐怕不可避免。

　　羊城晚报: 小说中你写到北原、舒畅等著名诗人，联系故事背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写的是诗人北岛和舒婷等人。甚至有网民发起为你的小说找原型，是这样的吗？

　　艾伟:我不认为北原和舒畅就是你所说的那些诗人，他们在小说中也有自己的生命和个性，是人物形象。另外，我要强调，我非常尊重及羡慕北岛那一代作家，他们生逢其时，赶上了一个思想及文学的黄金时代。

　　羊城晚报:在我们接触的不少当代文学作品，写文革、知青生活等比较近的历史事件，一般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就止步了，《风和日丽》却一直写从1949年开始写到了千禧年，长达50年的时代画卷，三代人的命运，存在怎样的写作难度？

　　艾伟:要把1949年到新千年的50年历史用小说的形式结构起来，又要自然，流畅，不是生拉硬扯，这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这是很考验一个作家的结构能力的，而这一点，恐怕只有我这个写作的人才知道其中的不容易和甘苦，读者可能会浑然不觉。这部小说写了3年多，难度一定有，但我现在都忘了。写作这本书最难忘的地方是在下半部，尹泽桂将军的外孙伍天安死于云南的一次车祸，他瞒着杨小翼收了伍天安的尸骨，埋在香山一个军事基地里，并把早年情诗中的一句话献给了天安：“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上之明月”。写到这里，我真的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我知道，我叙述的前方不再是黑暗的了，我只要写下去就成了，我快抵达那个彼岸了。呵呵，写作的时候充满了痛苦和焦灼，但回忆总是充满快意的。

　　当革命遭遇人伦……

　　1开国将军尹泽桂

　　四十年代人杨小翼 六十年代人天安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开国将军尹泽桂这一代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观？

　　艾伟:在我的想象里，他们曾经是元气沛然的一代。他们在历史的变局中身逢其时，成为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一代。他们年轻时便胸怀整个国家，你去看看书后附录的那首诗：“我要成为一个诗人，去称颂吾之国土，称颂长城的每块砖，称颂守城的神仙飞过，称颂使两岸丰收与灾变的黄河……”何等之气魄。革命的历史就是斗争的历史，其中的残酷非和平时期的人们可以想象，在革命过程中，很多人确实置生死于度外，个人生命都自觉投身于这样的历史洪流中，直至“个人”消失。革命太强大了，当革命最终成为一个神，成为信仰的核心后，他们也成为伺奉这尊神的教士。这是件困难的事，这里面一定有反人性的情况发生，一定有他们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孤独。这是他们的矛盾之处。这一代人的观念里，历史就是一个一个波澜壮阔的事件，在历史面前，个人情感不值一提。

　　2四十年代人杨小翼

　　羊城晚报:像杨小翼这一代人，在现实生活中被称为被“耽误的一代”，他们经历中国的动荡时期，在最好的年华经历文革、当知青，他们对中国的情感是很复杂的，怎么看她这一代人？

　　艾伟:杨小翼最终也没有和父亲相认,并且，她作为学者一直在探究“父亲”和革命的真相，以刺痛那个被革命塑造后穿上厚厚盔甲的钢铁战士的肉身为己任。当然其中有理解。但这种理解是把人放在历史洪流之中，人只不过是时代意志的产物。即使是意识形态的创造者，这套系统亦规约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读过老鬼的《我的父亲杨沫》，写到杨沫宁可儿女们受饿，也不把组织给她享用的特供食品给儿女们吃，已没有一点正常的母性。我在小说里说过，将军如果生于另一个年代，可能是个在花前月下吟诗作乐的风流雅士。我一直说，人是被时代所劫持。从这个意义上，我愿意通过杨小翼去理解那一代革命家，他们的冷酷和孤独以及深藏于内心的不为人知的苦痛。这一切至今仍然是谜团。

　　3六十年代人天安

　　羊城晚报: 天安这一代是生于60年代的人，应该跟你个人是比较接近的，谈谈你这一代人的理解？

　　艾伟:我出生于一九六六年，我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一切都是反向的，但其实是互为倒影。所以，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作家，他有其特殊性，也因此建立了双向批判的目光。所以，我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我关心的是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悲欢，有时候想想就觉得悲悯。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他如果能有效地写出一代人的经验，那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曾和评论家张清华先生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代的经验确实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他认为，这代人最后的归宿是在精神病院里。呵呵，这是他的看法。

　　羊城晚报: 很多评论家在研讨这部小说的时候都提到，这小说是对革命的一种审判、反思，你如何理解革命？

　　艾伟:我的革命史观应该是偏向批判的。我在书中通过一个学者论述了关于大革命与小革命的区别。小革命不涉及文化及信仰领域，只在社会领域进行变革。而大革命就会触及灵魂，触及信仰及文化。所以，大革命一定是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是想要改造人，有一种使人成为一个全新的品种这样的愿望。这种思维路径从“五四”已经开始了，所谓的“国民性改造”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大革命”是容易越界的，它直接进入“个人”的私领域，并命名“个人”的私领域为不合法。人是能改造的吗？我们曾经相信过，结果没有成功。太阳下面无新事，人性的基本结构千百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这种改造注定要失败。

　　黄咏梅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