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前后期

　　江湖

　　刘国重

　　金庸看金庸小说：“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我不太反对前半句，而完全赞同后半句。

　　金庸小说前、后期的分野，鄙意当以1963年创作的《连城诀》为断。《连城》之前，作品九部：《书剑》、《碧血》、《射雕》、两部《飞狐》、《神雕》、《鸳鸯》、《白马》、《倚天》；《连城》之后，作品五部：《天龙》、《侠客》、《笑傲》、《越女》、《鹿鼎》。

　　金庸作小说，1955年始，1972年终，总计十七年。《连》前，八年。《连》后，九年。

　　《连城》之前，昂扬向上；《连城》之后，反抗绝望。

　　《连城》之前，摹写人物；《连城》之后，映现社会。

　　《连》前，亮色；《连》后，灰色。

　　《连城》之前，礼赞“江湖”；《连城》之后，质疑“江湖”。《连》前“江湖”，天高地迥、光风霁月；《连》后“江湖”，乌烟瘴气、沆瀣沉浊。

　　《连》前气象，如“花枝春满，天心月圆”；《连》后氛围，似“落花辞枝，夕阳欲沉”。

　　《连》前人物，“知其不可而为之”；《连》后人物，知其为之而不可。

　　《连》前诸作，精彩在于对“真善美”的描画。《连》后诸作，精彩来自对“假恶丑”的揭示。

　　《连》前小说，主要着力于编造故事；《连》后小说，记载作者本人的心灵史。

　　《连》前，金庸努力使作品符合古代的背景氛围；《连》后，金庸则在小说中表现了强烈的现世关怀。

　　《连》前写作，商业动机明显；《连》后创作，经济考量渐弱。1955—58年，金庸写小说，要挣稿费。1959—62年，金庸要靠小说为草创的《明报》吸引读者和订户。至1963年，拜“大跃进”与《大公报》之赐，《明报》已经站稳了，此后他的武侠小说对《明报》越来越不重要，到1972年金庸写完《鹿鼎记》宣布“封笔”之时，几乎完全不重要了。当时香港200来万人口，《明报》十几万订户几十万读者，市场接近饱和。没有了武侠小说，多数读者还是会订阅《明报》，尤其要看预测时局极准的金庸《明报社评》，继续连载武侠小说，能增加的订户怕也有限。

　　通俗小说的“商业性”，向来为人所诟病。金庸作品“商业性”最明显的，是在《明报》创立之初。而归结到金庸1963—72年这十年的创作，我不认为其“商业动机”比现今绝大多数所谓“纯文学作家”更强。纯文学作家也不尽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写作发表作品，多少也会考虑稿费以及版税问题吧？每字少算他一分稿费，怕不也要拍案而起？而1955—75年，这二十年印行的金庸小说书籍，几乎全是盗版，金庸以及《明报》都赚不到钱。给自己办的报纸写连载，稿费怎么算？左手交给右手，双手互搏？1963年以前，写武侠为了“增加《明报》的销量”，1963年以后，这个作用也降低了。

　　金庸当然是商人，但商业动机在他后期的小说创作上已经不明显，他有更大的商业利益需要考虑，整个报系每年赚得千万，十几万的稿费或版税相对不重要了。要“迎合读者”，金庸完全不该写什么《连城诀》《侠客行》，这种作品根本不讨好，把这份时间精力用在写《飞狐外传》类型的作品，定能得到更多赞美、获得更大商业利益。《侠客行》很容易给人造成“没头没脑、莫名其妙”的印象，而《连城诀》的气氛一如书中“大雪山”样的孤寒阴郁，更难为读者带来阅读快感。

　　我绝对尊敬余华先生的才气与品质，但不免疑惑：同样描写一个讲“义气”的痞子在一个扭曲的社会如何出人头地，写《兄弟》的余华，写《鹿鼎》的金庸，到底谁的商业动机更强呢？

　　金庸早期作品写得也很用心，个性决定的，做了总要做到最好。金庸自《连城》之后的后期作品写得尤其用心，因为他的小说在社会上层得到了相当认可，一些大学问家对它们评价也很高，而经济方面的压力与诱惑同时大幅降低，他后期几部作品的写作以及后来对旧作的认真修订，皆有将其当作“文章千古事”来经营的味道。

　　因此，我认为：《连》前作品，金庸写给读者；《连》后作品，金庸写给自己。

　　刘国重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