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一代：香港新生力量成长足迹

　　根据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提供的数据，相比于2010年12月底，香港执业律师的人数由6782人上升至7101人，升幅4.7%，而香港律师行的数量，则由764个上升至782个，升幅2.4%。

　　此上升幅度略高于2001至2010年律师及律师行的每年平均增幅（分别为3.3%及2.2%）。何君尧据此判断，“本地法律行业一直在稳步发展。”

　　1997年回归之时，这一切并非如今日这般乐观。不仅仅有一批资深的大律师离开香港，王鸣峰说，“英国籍的法官也大批回到英国，如果没有优秀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治很难想象有今日这样的状况。”

　　在香港，律师比法官的收入高得多，然而又必须吸收最优秀的律师进入法官队伍才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司法裁判。

　　从小要强、考试都要争第一的王鸣峰对法官队伍的专业水平和公正程度深为信服。“他们遴选法官的标准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德高望重’。”

　　王鸣峰将此归功于两任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和马道立。“两任首席大法官为维护社会公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有办法将业内最顶尖的人才请来做法官。”

　　“比如邓桢，在香港律师界赚钱他稳居第一，我跟他一起办过案子，他能够很快地抓住案件的重点，专业能力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王鸣峰说，即便是如此厉害的角色，亦被延揽进入法官队伍。

　　同样在2012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马道立在演讲中引用百年前的港督卢吉爵士于法院大楼启用当日的致辞论及“施行公义”：

　　各国的宪法或时有变化，世界的版图或时有变更，然而，于未来悠长岁月，这座蒙上双眼，手持天平的公义之像，将年年月月矗立于法院门廊之上，不受世事沧桑变幻所影响；庭院之内，亦将日复一日施行公义，不偏不倚，不懈不休。

　　作为“97一代”，王鸣峰用一句更为简洁的话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回归15年，如果只有一种成就，我可以很自豪说，香港的法治比回归前更好了。”

施丽珊。摄影/申欣旺

　　施丽珊：笼屋里的香港梦

　　她被媒体称为女侠，给弱势群体争取权利，15年来未曾间断；她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施姑娘，从15年前初出校园到如今人进不惑，这个称呼亦未改变。

　　她叫施丽珊，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15年中，她说自己只做了一件事，扶困助贫，为弱势社群争取权益。与常人眼中高楼林立的现代繁华的香港不同，施丽珊看到却是逼仄的笼屋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市民。“我的工作就是让繁华背后的社群不被遗忘，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有尊严地活着。”

　　尽管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是香港著名的社工组织，但何文田的总部办公室环境与它的声望并不相符。何文田是九龙的一个住宅区，上世纪50年代是安置难民的地方。社区组织协会办公室位于路边加油站后的三层公寓里，房门很窄，稍胖一点的人侧身才能进去。

　　办公室有近百平米，装修风格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设备也已老化，空调时而发出几声怪响，但总体布置得井井有条。施姑娘一米七的个头，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颇具亲和力的微笑。跟她见面时已是晚上八点半，加班于她已是家常便饭。

　　第一代注册社工

　　42岁的施丽珊来香港已有31年，略带闽南腔的口音是家乡留给她的唯一印记，而她幼年的经历似乎坚定了她日后扶弱济困的决心。

　　1981年，11岁的施丽珊随父母从晋江老家以与亲人团聚为由，申请了单程证，来香港定居。一家四口人挤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靠打零工供她和弟弟上学。和当时许多内地移民一样，施丽珊并不适应香港的生活，语言成为最大的障碍。因为不会粤语和英语，本已上6年级的施丽珊连降两级。

　　到中学时，比同龄人早熟的施丽珊已规划自己的未来，她就下决心要做一名社工。“我觉得帮助人是一件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施丽珊说。

　　1990年代中后期，香港社工组织发展迅猛，多所大学亦开设了社工专业，施丽珊幸运地成为浸会大学社工专业的一名学生。在香港，社工是一个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认证的职业，要取得社会工作学位也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经过三年的大学学习，成绩优异的施丽珊顺利进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成为一名社工。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成立于1970年代，成功引入英美的社区组织模式，倡导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倡尊重民权，公民平等发展的理念。

　　毕业工作不久，施丽珊正赶上香港回归，而更令她兴奋是，香港立法会通过“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规定所有聘用为社会工作职位的工作人员必须正式登记成为注册社工，这成为香港社会工作发展的里程碑。

　　和众多“97一代”一样，施丽珊一直思考，自己能为回归后的香港做些什么？然而，她的举动似乎有些与众不同。在回归后的第三天，她与同事就组织了移民子女赴香港入境处请愿活动，要求港府解决其来港定居问题。

　　梦想是失业

　　连施丽珊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请愿活动仅仅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入职不久，施丽珊就开始负责笼屋工作。所谓笼屋，亦被称为床位寓所，是指那些老弱贫苦底层人聚居在人口密度极大的旧楼床位，用铁丝网围住，从外面看像铁笼一样。

　　施丽珊见过最震撼的是，100平方米的房子装了200个笼屋，人在里面转身都很困难，而在当时申请公共房屋需要10年时间。施丽珊的工作就是对笼屋住户进行逐一登记和调研，听取他们的诉求，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应享有的房屋权利，帮助他们申请公共房屋。

　　施丽珊曾遇到一位病重的父亲，与两个小儿子挤在一个笼屋里，生活凄惨；她还碰到过一名70多岁的老人，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到了晚年也没有钱结婚，住在自己搭的木板房里，因开发商施工，他又不得不搬迁。“我很难说服自己，为什么香港越来越富有，还有这样的市民存在，他们很善良，工作很努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境遇？”施丽珊说。

　　不得已，施丽珊请记者来报道，还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政府解决笼屋问题。幸运的是，施丽珊的努力没有白费，为不少笼屋住户争取到了公共房屋。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也有所行动，从1998年开始实施《床位寓所条例》，改善并减少笼屋。让施丽珊感到欣慰的是，新任特首梁振英颇为重视房屋问题，还曾来香港社工组织协会进行调研沟通。

　　如今，施丽珊还因为为新移民提供帮助，经常接到骂她的电话。可施丽珊并不在乎，在她看来，她15年来的行动正是香港核心价值的体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平等。“新移民来香港是来与家庭团聚，我的工作就是让他们不受歧视，真正融入香港。”

　　施丽珊不希望被贴上“97一代”的标签，她说自己和万余名香港社工一样，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人们会相互关心，体会到社会的温暖。

　　事实上，这15年来，香港社工发展迅速。目前，香港最大社会工作协会拥有超过400个机构会员，3000多个服务中心遍布香港19个区，社工数量达16000多人，60%以上拥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在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而在香港，每562人即有一位社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施丽珊发现，每个笼屋住户都希望自己住进公共房屋，而她的工作目标就是帮他们实现这个的梦想。不过，施丽珊的梦想却是有一天自己“失业”，“那时没有了笼屋，不再需要去游行请愿，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施丽珊说。

　　（实习生李妍、王烨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