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成恩元轶事：河边发掘“中国维纳斯”

　　本期人物

　　成恩元

　　(1917-1989)

　　山西文水县人。1938年成恩元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师从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学习考古学。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成恩元离开学校。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度入校学习。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1947年成恩元调入华西协合博物馆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四川邛崃因洪水冲出了不少唐代石刻佛像，成恩元被派去发掘，经过多次的采集和发掘，成恩元获得了一尊近2米高的断臂菩萨立像，被考古界誉为“中国维纳斯”。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大博物馆调到四川大学，1945年曾任博物馆代理馆长。以后历任川大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及博物馆顾问。1989年11月4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72岁。

　　师从裴文中

　　成恩元1917年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他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支撑起贫寒的家庭，把他抚养大。在亲友的资助下，自幼聪慧好学的成恩元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34年考入山西铭贤中学。读高二时，他在《铭贤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清代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考》，充分显示出他的文史功底。

　　1938年，成恩元考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第二年转入了历史系。1940年秋，中国考古学界权威、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从法国留学归来，任教于燕京大学，开设史前考古课程。第一次上课时，慕名前去听课的师生挤满了教室，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学历史的，但都想一睹这位北京猿人发现者的风采。此后，来听课的师生很快地减少了，到最后只剩下了成恩元和贾兰坡两位学生。而只有成恩元是燕大正式选修了这门课程的学生，贾兰坡当时是旁听生。这两位学生专心致志，一直坚持修完了裴文中的课。

　　裴文中到燕大后，即着手筹建一所我国博物馆中最早的专业性博物馆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开学一个多月后，成恩元作为助手就跟着裴文中开展史前陈列馆的具体筹建工作，当时全馆员工只有主任裴文中、秘书成恩元和工友老王3人。成恩元那时还是学生，做秘书是一份特殊的兼职工作，每月有40元的薪水，这对一位贫寒学生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1940年l2月4日，史前陈列馆正式开馆了。由于工作人员太少，从开馆之日起，成恩元就兼职当解说员。但好景不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并封闭燕大，成恩元离开了学校，后到成都复学，与裴文中就此分开了，而他想做裴老师研究生的愿望也没法实现。

　　40年以后，成恩元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写了一首《怀旧寄裴老》诗：

　　弹指乱离四十秋，梦魂时绕燕园游；

　　未名湖畔评顽石，八宝山前说古邱。

　　两度仙缘随雾去，一番心血付东流；

　　“镜春”废堵今何似？塔影斜阳照白头。

　　成恩元在诗中表达对老师无限的怀念，很遗憾的是，1948年和1953年裴文中曾两度来函召他到北京考古所，但因种种成恩元不能逾越的原因，阻挡了他前去北京，他追随大师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

　　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大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师从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博士。

　　成就“中国维纳斯”

　　1945年初，成恩元得知生活在沦陷区山西老家的母亲和哥哥陷入绝境，因疾病、饥饿相继在8天内离开了人世。家破人亡，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成恩元悲痛欲绝，写下“仇必报，必报仇，为了家、国、民族！” 他毅然放弃已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远征军，决心上战场杀日寇。抗战胜利后，成恩元复员，再度从事自己钟爱的考古学。

　　1947年，华西协合大学历史博物馆郑德坤馆长应邀到英国皇家博物院讲学，他特意邀请成恩元来华大博物馆主持考古工作，以保持该馆的业务水平和发展。同年6月，四川邛崃西河洪水暴涨，河岸土层因洪水冲击垮塌，冲出来不少佛教石刻残件。不久，一些出土的佛经石刻拓片流传到了成都，引起了华大博物馆的注意，时任博物馆馆长的美籍人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派成恩元去发掘。那时号称古来华西第一馆的博物馆也就只有七八个人，博物馆人手不足，考虑到成恩元是学考古专业的，于是仅让他只身一人去邛崃作试掘和采集工作。

　　成恩元在邛崃西河河边地带进行了专业性的发掘，让他惊喜的是，河边、河床上散落了不少石刻残件。他把发掘到的每一件出土石刻残件用草绳捆扎好，然后雇黄包车拉回博物馆。洪水冲出的石刻佛像等文物又多又重，每次发掘清理出的文物都需要及时运回博物馆。到第二年的2月份，他去了4次。为了发掘邛崃西河文物，那年的除夕，成恩元没有回家团年。后来等到他回来时，他给家里只顺便带了一捆柴火，但是他却给博物馆带回了170多件碑碣、经幢、佛像、石刻等残件。

　　成恩元发掘、采集回来的石刻佛像雕刻十分精美，特别是那尊高1.98米的断臂观音佛像，发现时已断成三截，且散落在一里远的河床上。观音佛像经修复后重新站立起来，可是两只手臂已经不翼而飞。这尊重见天日的石刻观音佛像之美妙，堪与维纳斯媲美，令所见者赞不绝口。1954年，郭沫若院长来博物馆参观时，即誉之为“中国维纳斯”！又因其无双手臂被人称之为“断臂维纳斯”。 这尊佛像较常人稍高，面容端庄，服饰华丽，体态丰满，宝冠、发髻、璎珞、肌肤刻工细腻入微，衣纹贴体，质感极强，不愧被誉为“中国维纳斯”。这也是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发掘告一段落后，成恩元开始对出土的佛教石刻残件进行整理和研究，撰写发掘报告。

　　由于出土的文物是因洪水冲出来的，遗址中肯定还埋藏了大量的文物，只是不能很快确定遗址的具体位置，也就不可能进行发掘，因而对这批出土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从出土文物的数量和石刻残件的体积上来看，这所寺庙在当年规模应该很宏大，但寺庙原来的名字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众多出土的残件中，成恩元没有找到一块文物提到了寺庙名称，只出现了一个他认为不可靠的“大佛院”寺名。既然在出土的文物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明寺庙原名的文字记载，成恩元查阅了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料，试图找到旁证，但还是没有结果。半年以后，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作发掘初步报告时，成恩元对寺庙的名字问题作了解释，在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以前，暂时采用“大佛院”的名称。

　　一向对学术严谨的成恩元，没有放弃对寺庙名称的考证工作。1948年10月，他第5次赴邛崃进行采掘工作。老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现场找到了一小块能证明寺庙名称的佛经残石，在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刻写着“龙兴寺”。当时成恩元高兴得很久都说不出话来，一直看着手里的佛经残片。至此，这批出土的文物正式命名为四川邛崃唐代龙兴寺石刻，为以后的发掘奠定了基础。

　　由于各种原因，更进一步地寻找佛像来源、遗址的研究工作却没能展开。这一等就是近60年。2006年4月，从成都传出一个重大考古消息：上世纪40年代曾因一场洪水显现“冰山一角”的唐代邛崃龙兴寺遗址，今天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出土的珍贵文物数以吨计，30多件大型佛像每件均可媲美龙门石窟造像。遗憾的是当年的考古专家成恩元已离开了人世，没能等到这一天。

　　古城邛崃是成恩元的福地，是他考古生涯最辉煌的一章。“文革”以后，他又去了两次邛崃，写下了《七访临邛》诗：

　　古道临邛七度游，迷人景色不胜收。

　　文君司马传奇艳，花置磐陀法相柔。

　　正赞陶瓷堪一绝，忽惊石笋自千秋。

　　更钦旧侣豪情在，四化声中献大猷。

　　尽管诗的最后一句，带有时代的色彩，但我们在诗句中看到了他对古城的眷恋与喜爱。

　　收藏界的一段佳话

　　学历史的成恩元非常喜欢收藏，他喜欢收藏不是为利，而主要是为了收藏历史，给后人留下能见证历史的资料。在华西坝读书时，成恩元认识了喜欢收藏钱币和票证的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生夏祥烈。夏祥烈的曾祖父在清末1907年花费千两纹银购买了20股川汉铁路股票，百年来这些股票只分了一次红。随后，由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发了著名的保路运动，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到民国时期，川汉铁路股票就成了废纸，可这些股票是保路运动的见证物。成恩元对这些清代川汉铁路股票很感兴趣，于是夏祥烈送了好友成恩元一张川汉铁路股票。然而令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以后，夏祥烈家的20张川汉铁路股票就只剩下一张孤票了。这张孤票就是夏祥烈送给成恩元的那一张。原来“文革”期间，夏祥烈家被抄了，19张股票在劫难逃。而成恩元也被造反派抄家，他的很多藏品也被抄走。成恩元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他手里那张股票藏在旧书废报纸中，才侥幸逃过这一劫。让收藏界传为佳话的是，成恩元在1989年去世前，嘱咐家属将这张经他冒险保存下来的股票完璧归赵交还给夏祥烈，留作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成恩元仍然留在华西博物馆，从事考古和教学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他随华大博物馆一起调到了四川大学。1954年成恩元任川大博物馆代理馆长时，川大博物馆即将被撤销，其全部藏品正面临被多家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调走的危难之际，成恩元在会上据理力争，保全了川大博物馆及其藏品，也使创建于1914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今天，四川大学博物馆能够立于全国各大学博物馆之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成恩元功不可没。 (来源：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