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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4岁的张震远看来,“97一代”还是那么年轻,也正在成为香港进步最重要的力量
本刊记者刘子倩 申欣旺(发自香港)
2012年3月25日,获得689票的梁振英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他在竞选中提出稳中求变,政府适度有为,认真处理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理念,让人对新一届特区政府充满期待。
作为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54岁的张震远功不可没。在他看来,回归15年之际,香港迎来了一个黄金机遇期,新一届特区政府也会为香港带来新气象和新希望。
张震远祖籍山东诸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2001年起出任香港市区重建局董事会成员,并于2007年起出任市建局董事会主席。除了市建局主席,张震远现在的公职还包括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委员、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替任主席和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委员等,是名副其实的公职王。
尽管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在张震远身上仍可看出某些山东人的特质,身材魁梧,心直口快,谈笑间颇有侠气之风。今年似乎注定成为张震远幸运而忙碌的一年,3月16日,他被推选为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新主席,而9天之后,梁振英当选特首。
约访张震远是个简单而又苦恼的事情。简单的是,无须通过秘书,抓起电话拨号即可享受直达待遇;苦恼的是,身兼数职的张震远难有分身之术,采访时间几经变动。
张震远创立的香港商品交易所位于被称为香港“硅谷”的数码港,这里依海而建,满山葱翠,风景优美。他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各式货轮从窗边驶过。与内地企业家的办公室不同,张的办公室内没有气派的老板桌椅,奢华的装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台,一个会议桌和一套简朴的沙发。6月21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其办公室对张震远进行了专访。
第一次真正有竞争的选举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个问题与我们报道的初衷有关,你身边是否有“97一代”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怎样的人?
张震远:我需要算一下,1997年大学毕业大约24岁,现在还不满40岁。他们还是那么年轻,也正在成为香港进步最重要的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是香港回归15年,你在15年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看待回归?
张震远:1997年时,我对回归很有信心,因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继续繁荣下去,所以承诺的“一国两制”的政策也绝对会遵守。虽然当时有媒体唱衰香港,可我却很乐观,首先这里是中国人的土地,没有理由不将香港建设好;另一个方面,在回归之前,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只会越来越重要。
我是1976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念了两年中学三年大学,回香港还不到一年再去美国。1991年,我要求美国公司把我调回来。那时候是移民高峰,很多人走很少有人回来。我在美国也发展很好,生活工作都很好,但香港是自己的家。
1993年,香港政府提出想全职借用我,我就去了中央政策组当全职顾问。中央政策组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替当时的港督服务。
1994年,我第一次去内地,在北京的大街上,感觉每个人长得都跟我很像,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方没有的。
其实如果你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开放30来年的经验,就知道国家肯定想香港继续繁荣稳定。回归后就更清楚了,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个角度来说,绝对是实现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香港回归后有哪些方面没有变,而哪些变了,特别是在身份上的变化,香港人是何种心态?
张震远:从政府层面上说,英国人走了,变为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有人并不适应这种变化,但我认为是很自然的,香港人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身份认同上,大家都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可这更趋于民族的概念,国家的概念还不深,所以当时谈到“中国”时,广东人就觉得自己在中国的里边,而我们好像是在外面,还没有完全融合。
香港的教育也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基本上是市民教育。50年前的香港人并不把香港当做家,只是一个过渡,慢慢地就有了家的意识。而回归之后,香港高度自治,有自己的货币,奥运会也有自己的代表队等,这有好处,但在国家认同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没必要去刻意强调它。
中国新闻周刊:回归一年之后就面临1998年的金融危机的考验,许多人似乎对回归有所抱怨?
张震远:在回归之前,经济发展速度迅猛,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再保持如此快的速度。但是内地发展快了起来,这对香港的信心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基层的市民来说,就业困难,工资不升反降,住房交通的费用越来越高,人们的怨气就越来越大。市民们认为香港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分享到这一成果。
同时,人们觉得政府与大商家勾结,不关注小市民的利益,这使得政府提出对香港有利的政策都会遭遇批评,一些本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而相对而言,梁振英就了解这些中下阶层关心的民生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这就是你支持梁振英的原因吗?
张震远:1995年,我就与他相识,但没有很深交往。我考虑得很简单,我们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特首,他清楚香港面临怎样的挑战,并且他的国家观念非常强烈。
他出身草根,父母是知识分子,很了解香港人每天生活遇到的困难,也很有头脑,能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在竞选中,因为梁振英的知名度无法与唐英年相比,我们若直接去争取选举委员会1200人的支持,必输无疑。所以,我们去争取全民的支持,这肯定会影响中央政府,但仍然有很多人不认为他有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唐英年的住宅违建遭媒体曝光是否可以看作是竞选的一个转折点?
张震远:只是一部分原因,也有其他很多问题。市民有机会接触到梁振英,知道他能力强,也很有诚意,他的支持率也就慢慢上升。他所说的都与普通市民的利益息息相关,特别是底层市民感受到了关心。在竞选过程中,梁的表现全面优于其他的竞争者。
中国新闻周刊:有评论说这是香港回归后最艰难的一次选举?
张震远:不是艰难,是第一次真正有竞争的选举。第一届的董建华优势明显,其他都是陪跑。第二、三届,同样在竞争上不是一个量级的。这一次,两位竞争者都是中央可以接受的人选,竞争激烈。
政府不能总考虑一些利益集团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梁振英上台之后有哪些需要改变?
张震远:香港需要改变,政府一定要把大众的利益作为重点,不能总考虑一些利益集团。另外要更有效地去解决香港人关注的民生问题,推动政策时一定要有力、果断。今后你会看到梁振英带领的特区政府会很亲民,他会用不同的行动让大家感受到政府的亲民。他竞选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以后还会不断地跟民众接触,他也要求官员也要这样做。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种亲民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作秀?
张震远:偶尔做一次,没有诚意的话就会认为是作秀。但不断地做,成为执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会被民众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珠三角的崛起,似乎香港的优势不是那么明显了,香港如何保持影响力?
张震远:内地增长速度比香港快是正常的,内地发展越快对香港越好。所谓的影响力其实比较虚,应该看香港人的生活是否改善。如果说你影响力第一,可市民住的房子越来越小,环境更加恶劣,影响力第一又有何用?所以说要看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不是提高了,我们不介意有钱人更有钱,而是看最底层的人生活有无改善。
中国新闻周刊:但这种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深圳盐田港已超过香港的港口了?
张震远:1994年的时候,香港政府已经在考虑是否推出第10个集装箱码头。我的结论是不要,香港在这个方面没有竞争力。但香港可以做进出口有关的业务,比如保险、贸易等。所以,不一定有码头才去开展这些业务,一定要利用香港的优势,发展高增值的业务。比如,香港可以做航运生意,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船集中到香港,而是在这里从事船只的买卖、法律的诉讼、仲裁等。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梁振英竞选团队的智囊,你认为未来五年特区政府的着力点在哪里?
张震远:很简单,一定要解决一些市民关注的问题,急民所急。比如,房屋、医疗、教育、环保等。新政府一定要详细掌握市民关注什么问题,并有效地出台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梁本人也很认同,他现在很着急,希望立法会通过改组,因为他需要改组后执行他想推的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张震远:房屋问题。房屋不但影响基层市民,中上阶层人士也受影响。中上阶层人士工作了十几年还没能力买房,这样他们就看不到希望,这很悲哀。我们要给这些人希望,让他们有能力去置业。
其实香港很有前途,但有些人认为在香港每天都会听到反对的声音,其实这正是香港人热爱香港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争吵,无人关心的话,那这个社会也就没有前途。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说过未来五年是充满挑战的,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张震远:充满挑战也就意味着充满希望和机会。回归15年,香港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要代表谁的利益很重要。很多市民都觉得香港需要改变,改变不仅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改变,也要有心态上的改变。
中国新闻周刊:心态的改变是指什么?
张震远:首先要让市民在心理上觉得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所有市民服务的,这个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政府要从行动让市民看到政府的变化。这个很重要。政府要有这种心态,市民也会有所感受。
中国新闻周刊:梁振英曾说上台后将采取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政策,如何理解?
张震远:一定要变,但变得太大、太快也不一定是好事,要在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调整。所谓适度有为就是改革的速度和力度要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作为。为什么提出这个政策,因为单纯地说变,许多人会担心,生活安逸的人不一定想变,要安抚一部分人,也要让基层期待变化的人看到希望。
香港要对核心价值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梁振英说要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似乎香港人对于核心价值也很敏感?
张震远: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要捍卫和保护的,但问题是许多人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有的人担心“一国两制”,香港的法制会受影响。难道香港人引以为豪的核心价值就那么脆弱吗?恰恰相反,我们的核心价值会反过来影响内地,在这方面香港人要有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董建华政府的时候推行过母语教学。
张震远:其实不是他推的,在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方向就有了,因为教育专家说学生学习最好的方法是用母语教学。英国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已经有计划了,只是那时候刚好回归,董先生推这个政策,其实跟回归没有太大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效果好像不太好?
张震远:很多家长反对,因为觉得这样影响小孩的前途,母语教学令他们英语能力受到影响,上学就业的机会就受影响。我不同意。我自己觉得问题不在母语教学。问题在执行方面。100家学校可以用母语,另外的不行。马上让人感觉学校存在两级,最好的是用英语,不好的用母语。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和内地之间也会出现摩擦,比如前段时间的“赴港生子”事件。
张震远:香港与内地有许多良性的互动,而“赴港生子”说明,在一国两地不同制度下,一定要有规划,否则就会出现矛盾。过去5年,我们因为没有控制,“双非”孕妇生的孩子与香港人生的几乎持平, 17万“双非”儿童带来不少问题。比如,他们来去并不确定,以至于我们无法掌握该建多少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所以香港要与内地配合,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在整个国家中扮演怎么的角色?
张震远:这要看国家需要什么,香港能扮演什么角色。香港扮演的角色不单只是为国家,肯定是有利于香港。比如,国家要人民币国际化,香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发点不止是对香港好,也要对国家有贡献。
(实习生张琦对本文有贡献)
作者:张琦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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