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地王保本得高息 “退地”如愿以偿

　　7月1日起，国家有关闲置土地新的处置办法正式施行，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闲置一年按照土地出让价款20%征缴土地闲置费，闲置两年则无偿收回”。但就在离新办法施行还有10天的时候，上市公司荣安地产神奇地将“烫手山芋”——闲置开发长达两年半时间的昔日宁波“地王”成功甩给了政府。更令人惊奇的是，后者不但原价赎回还给付了高额利息。敏感的时间节点，敏感的交易双方，政府巨额资金的流向，当这些因素充斥在一起时，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商的保姆，嘘寒又问暖。

　　“地王”退地引发口水大战

　　6月21日晚，荣安地产公告称，因“竞得土地所在村村民上访等原因”，导致土地合同未能按约定的进度执行，公司当日与宁波市国土局解除了宁波市鄞州新城区庙堰-4号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收回23亿元购地款的同时，还获得损失补偿款4.1526 亿元，预计可增加利润9000万元左右。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质疑这一高价回购行为的合理性：凭什么？

　　据资料显示， 2009年12月14日，荣安地产在经历了131轮竞价后，成功以23亿元的总价击败万科、雅戈尔置业，才拿下了这块地，而该地块高达13765元/平方米的楼面价，也使得其成为当年的宁波“地王”。

　　从当年高价拿地，到如今“忍痛割爱”，这看似峰回路转的结局，被荣安地产“归罪”于村民上访。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彪悍民情，能使得一家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开发受阻呢？各方怀着这样的疑问，将该土地所在村——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下辖庙堰村和吴陆周村的村民推到镁光灯聚焦的风口浪尖。

　　不过，媒体在经过抽丝剥茧式的探寻后却发现，村民上访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客观。首先，在有关部门——鄞州区信访局的信访记录中，并没有涉及鄞州新城区庙堰-4号地的信访。其次, 掌握基层维稳工作第一手情况的钟公庙街道对于庙堰-4号地村民涉及信访一事，也给予了澄清。该街道负责人明确表示，没有上访的情况。而当事人之一的庙堰村村长陈国龙、村支书仲国新更是坚称，村民从来没有去上访过。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荣安地产的所谓“村民上访”事由并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那就是从荣安地产成功竞得庙堰-4号地开始，围绕着这块土地，政府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开发商之间，甚至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确实存在种种矛盾，并相互纠葛。这些矛盾爆发的结果，就是村民多次阻挠开发商施工。

　　据鄞州国土部门介绍，庙堰-4号地拍卖之前为农用地，后经浙江省批准转为建设用地，共涉及鄞州区钟公庙街道的庙堰村与吴陆周村二个村。根据合同约定该地块的交地时间为2010年3月31日，开工时间则为2010年9月30日。

　　但，此后开发商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开工。目前，各方围绕这一问题，说法不一。国土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因土地拍卖的价格与政府回购集体土地的价格存在巨大差距，“政府收地9万一亩，拍出去一千多万一亩。”所以村里要求补钱，村民多次阻挠进场施工。

　　但村民方面并不认可政府的一面之词。陈国龙道出了其中的原委：村里土地早就被政府征走了，不过地上农作物却没有补偿到位，所以他们才不让开发商进场施工。“冲突与作物赔偿有关，与政府土地拍卖价格高低没有关系。”

　　按照合同约定，庙堰-4号地块当时属于“净地”出让。这是房地产使用权转移交易中的一个常用概念，通常意义上指土地出让前，政府已经完成了土地使用权收回和拆迁补偿工作。如果“地上农作物没有补偿到位”属实，无疑此前政府并未达到“净地”出让的标准。

　　村民的这种说法，钟公庙街道主任林子震从侧面予以了证实，他说在街道协调下，到2011年9月份农民拿到了作物赔偿款，此后就再也没有阻挠开发商施工了。

　　值得注意的是，之后，到2011年9月30日，开发商就完成了该地块的填土工作。在这里，有一个真相似乎不言自明：开发商口中因“村民阻碍施工，致使两年半没完成地块开发”的基础土建工作，在不受阻碍时一个月内就可以完成，这种阻碍能有多严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