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85后与698位老人对话 记录中国农村生活

一群可爱的“85后”草根导演

章梦奇的工作照

　　6月23日，在天津影迷幼儿园6月展映季上，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的两部纪录片放映完后，有着“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称号的吴文光带着这两部纪录片的85后导演与影迷们做了一次交流。

　　作为“民间记忆计划”的发起人和策划者，从2010年1月起，吴文光便开始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用镜头对准村庄和村里的老人，“寻找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

　　截至2012年3月，共有64人进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是来自17个省、110个村子的698位老人。他们的计划还在延续。

　　黑框眼镜、黑T恤、黑裤子，吴文光的形象在草场地并不引人注目。

　　草场地，这块位于北京东北部城郊接合部的村子，因艺术家聚集而闻名。在这里，吴文光尽量把自己打扮的随意，能自然地融入到人群中。

　　这个靠观察和记录起家的中年男子，丰富的人生经历背面是无数的荣誉。

　　1956年在云南出生的吴文光经历了那个不平凡年代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1978年他考上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在昆明和新疆做过中学教师，又进电视台当过记者。

　　不安的心让吴文光一直向往着当时国内文化圣地——北京。

　　1988年，他来到北京，开始写作和拍摄纪录片。

　　多年后，凭借着细致观察和独特的视角，他拍摄的纪录片屡次在国际上获奖，行内送给他一个尊称——“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

　　在一个领域有了些许名气后，吴文光开始迷惑和困扰，“关注当下人物命运时，我感觉到历史的重要性。多年来，我发现很多历史并不详细，只是一笔带过。在我看来，只有更多的细节才能组成真实的历史。”

　　对于乡村，吴文光总是情有独钟。

　　多年前，他的成名作之一《江湖》就是关于一个乡村大棚歌舞团的纪录片。2005年，他发起了一个“村民影像计划”，让有“草根背景”的村民学会纪录片拍摄，记录自己的村子，“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拍摄期间，有些人把镜头对准了村里的老人，让他们讲述当年的历史，这启发了我和其他影像参与者。”吴文光对记者说。

　　这也是“民间记忆计划”的雏形。从2009年冬天开始到现在，他和一群“85后”用近三年的时间，采访拍摄了600多位村民，记录了数千小时的素材，制作近二十部口述纪录片。

　　从“饥饿”到“吃饱” 记录村庄变化

　　从2010年开始，有20个人加入了吴文光的拍摄计划，其中半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起初，我们也不知道要拍摄什么，直到邹雪平做出了她的片子后，我们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吴文光说。

　　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邹雪平，给吴文光的第一印象是“木讷，不怎么爱说话。”在学生的央求下，吴文光同意让这个有点胖的女孩留下来试试。

　　2009年冬天，邹雪平拿着摄像机，回到了老家——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她想拍摄奶奶和村庄。

　　“我们村是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庄，在奶奶的讲述中，我才知道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那段50年前，有关饥饿的历史。”

　　“你长恩伯伯差点饿死。长恩伯伯做民工去挖沟，工地上发的是菜团子，他省下来带回家里。”邹雪平奶奶的讲述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邹雪平给她的纪录片取名叫《饥饿的村庄》。

　　镜头里，一个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诉说着仿佛属于别人的往事，“没有激动，没有悲情，有的只是叹息。”

　　当吴文光看了邹雪平的片子后，他意识到，这就是他想要的。之后，记录那段饥饿历史成了“民间记忆计划”的开端，邹雪平也成了最早的行动者之一。

　　“拍完那个片子后，邹雪平并没有停下来，她又回去到村里继续拍摄。”吴文光说，这一次他开始认真观察这个沉默的女孩身体里蕴藏的能量和思考力。

　　2011年冬天，邹雪平再次回到村里，拍摄了另一纪录片《吃饱的村子》，“这个纪录片记录了我因为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我最大的疑问是，五十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两部片子记录了这个村子的变迁，也反映了人们思想的转变。不仅让观看者思考，也能让拍摄者思考，这正是我们需要表达的。”吴文光说。

　　从“私记”到“历史” 打捞尘封记忆

　　“民间记忆计划”运行以来，参与其中的采访拍摄者，岁数最年长者过60岁，最年轻19岁。“一直坚持下来的是这些‘85后’年轻人，他们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或者正在就读。他们选择回去的村子都是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子，或父母出生长大的村子，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生活的村子，或曾经下乡插队的村子。”吴文光说，这种返回不光需要勇气，更需要坚持。

　　24岁的女孩章梦奇，一开始对于回到农村很纠结。

　　湖北随州钓鱼台村是章梦奇的父亲出生的村庄，自幼随母亲在海南长大的她并没有多少有关钓鱼台村的记忆。“第一次回村很兴奋，但两三天过后，不能随意洗澡、上厕所，吃饭和睡觉都是问题，感到很不适应。”与城市生活的巨大差距，让她无法接受。三天后，她逃离了村庄。

　　经过一番斗争，为了完成拍摄，她再次选择回去。

　　她在村子里拍摄时，她让在村里的大伯带着她，以建立她和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刚开始，村民对她的拍摄计划稍有怀疑：“你拍摄这些干什么啊？”大伯也开玩笑说：“她是记者。”在章梦奇耐心地做了解释后，大多数人的顾忌才消除了。

　　不信任是拍摄者首先遇到的问题，面对突然闯入的镜头，他们本能地选择躲避。

　　为了尽快完成拍摄，章梦奇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家人——她、她的母亲和外婆。一个冬天过去后，纪录片《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便产生了。

　　“‘我是谁？我从哪来？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我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带着这些疑问我回看自己的成长和现在的生活，试图从母亲和外婆的身上寻找自己。创作这部片子的过程则是自我追问、自我发现和自我反省的继续。”章梦奇如此解释自己的片子。

　　在吴文光眼里，章梦奇身上混杂着敏感聪明想象力、也包括浮躁缺乏耐心，敏感过度带来的胆怯，“但我得说，梦奇是坦率勇敢之人，能面对内心隐秘和挑战。”

　　之后，她又为“民间记忆计划”拍摄了《自画像：47公里》。今年，她的这部片子入选巴黎真实电影节。

　　从影像到舞台

　　除了影像，吴文光希望能让更多的城市人看到乡村的记忆和变化。于是，他在草场地的工作室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室内舞台，类似仓库一样的屋子里，他们重复演练着记忆和饥饿、记忆和变化的舞台剧。

　　这些舞蹈演员都是“民间记忆计划”的导演们，其中除了章梦奇是舞蹈专业出身以外，其他都是业余演员，且第一次上舞台，年纪最大的是61岁湖南农民贾之坦。

　　“我们都是‘饥饿的人’，现在走在返回自己村子的路上。这些村子在山东、湖南、河北、湖北、河南、云南、辽宁、福建……”演出从旁白开始，之后出现了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树根，每一个食物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起初长达8个小时的演出，是对演出者和观众耐性的一次考验，“我们的剧场完全开放式，观众们可以看一会就走，溜达完再来看，也可以坐下来仔细看。我们演我们的，观众可以选择看自己想看的。”吴文光不希望这种表演只是一种形式，他更愿意人们能从这里看到进入历史的那扇门。通过反复创作和沟通，他们把时间压缩到了5个小时。

　　5月份，吴文光和他的团队带着这台舞台剧去维也纳国际艺术节参加了演出。

　　7月的草场地跟往年一样，燥热而杂乱，吴文光和他的“民间记忆计划”团队工作依旧平稳的进行着，“新的采访和舞台剧还将继续。”吴文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