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城郊频现拆迁富翁一夜返贫 祸起吸毒高利贷

　　中新网杭州7月5日电(记者 沈兰 汪恩民 赵晔娇)浙江省杭州市区的3套房子和130多万元现金从天而降，这一夜的暴富，让该市江干区笕桥镇弄口村的村民马红(化名)越发对赌博上了瘾。眼看着存折一点点变空，为了填补赌债，马红盯上了身边的亲朋好友，谎称有投资项目，带着骗来的钱再度投身赌海。这一次，听到风声的人一纸诉讼状把她告上法庭。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一夜暴富，却他们中的部分却因沉沦于赌博、吸毒、放高利贷，再度一夜变成穷光蛋。一位社区工作者曾透露，拆迁户一夜暴富后，再一夜返贫者至少有10%。

　　近日，中新网记者深入城郊，探访这些拆迁富翁的生活。

　　富村农民的精神迷失

　　“迷失”是这些拆迁富翁的普遍心态。

　　3年前，30岁的沈建民告别了独门独户的农居房，分到了3套安置房，每月坐收上万房租。沈建民购置了汽车和一些名牌奢侈品为自己增加“品味”，不过，原本就有一些劣根性，且没读过多少书的他从此不愿意做工薪族，平日里以打牌、四处游玩消遣时间。

　　“一夜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沈建民说。

　　记者在与这类群体交谈中发现，当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酒店、写字楼、商场时，拆迁富翁的迷失感急剧产生。

　　深入浙江一些城郊，记者发现，吸毒酗酒、赌博、高利贷是部分拆迁富翁最为热衷的消遣。

　　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的俞德坤有着十年的司法工作经验，他说，在日常调解中经常碰到拆迁户嗜毒酗酒的案例，他认为，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吸毒、肆意挥霍钱财是返贫的主要原因。”俞德坤认为。

　　同时，赌博也在拆迁富翁中颇为流行。

　　记者从杭州市江干、拱墅等区的警方了解到，赌博的高发区域就是城乡结合部。

　　像杭州市拱墅公安分局在年初就破获了一个露天赌博案。当场抓获开设赌场团伙及参赌人员73名，缴获赌资9万余元。

　　这起赌博案发生在一个城中村中，这个赌博团伙以江西修水籍曹某，郭某等为首，“望风”、“揽客”等内部分工明确，他们长期盘踞其中，招揽附近的农民聚众赌博。

　　记者之前曾采访过，杭州市江干区前区委书记徐立毅(现已任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他在江干任职期间，正是江干大搞拆迁重建的时期，他曾经表示担忧，他说，当初得益于杭州城市东进的号召，江干105平方公里土地要拆迁重建。

　　“一方面这是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我们渐渐发现，很多人沉迷于赌博之中，或者游手好闲，这些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徐立毅说。

　　除了赌博之外，还有部分拆迁户热衷于从事民间借贷。

　　这与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调查显示，农民群众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40－50岁的农转非人员，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中以下学历人数占总人数的37%。

　　因此，在不知道如何投资，且没有投资理财意识的情况下，他们从事了民间借贷。

　　杭州市江干区九堡法庭庭长沈澄说，2011年该法庭共审理民间借贷案件116件，民间借贷案件占到民商事案件的33.8%，今年一季度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则占到民商事案件的41.8%。

　　“浙江民间资本较为充分、活跃，却缺乏有效的投资引导和规范。”沈澄充满了担忧。

　　专家呼吁政府为城市化“买单”

　　浙江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王平认为，快速致富又快速返贫的事例，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应当由政府买单来为这类群体提供服务。”

　　“例如组织理财机构进村宣讲，开设市民培训、人生规划课程等等。或者引导他们参与积极向上的活动，来代替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王平说。

　　同时，针对农村居民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王平则建议，在社区内组织公共活动来促进双方融合。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则认为，城市化推进农民必须尊重农民自我意愿。

　　“各地政府在对待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上，除了加强消费观念引导外，还应当探索实行多形式的补偿方式，给失地农民的今后生活"托底"。让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促进社会和谐。”杨建华表示。

　　出路：政府引导富民入正途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浙江一些村也有效化解了“拆迁富翁”返贫的危机。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

　　“失地农民应该如何安置解决就业问题？”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高地社区党委书记施雪龙在10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答案是引导村民创业。

　　2003年之前，高地社区只是杭州与嘉兴海宁市交界的一个闭塞村庄，没有地方特色产业。只有几个村民从当年的红太阳时装市场买回衣服，偷学自产自销。

　　2003年，在施雪龙的带领下，高地社区建立服装园区发展特色产业。在这个占地130多亩的服饰园区里，有75家企业落户，另外还有几百家家庭作坊。这个园区，不仅让高地村2000多人回村做了企业管理者，还解决外地万名务工者的就业问题。

　　至此，高地成为远近闻名的“服装村”，去年销售额达到2.5亿元。服装园区生产的服装已经远销至重庆、广州各地，乃至国外。

　　“农民只要有事情做，手不闲起来就有发展的前景，应该重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杀鸡取卵城市化发展方式更不可取。”浙江第一村杭州市萧山区航民村航民集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陈国龙深有同感。

　　虽然农民已经住上别墅，享受企业分红，但如今航民人仍然需要工作。“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几十年来航民的面貌依然没有变。

　　2001年杭州进入由“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成为“接轨大都市”的排头兵，由“强镇”向“新城”转变。该镇提出“富了口袋富脑袋”的口号，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万名农民进课堂”。

　　“我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开车，日子过得很滋润。”司机杨师傅正是一位拆迁户。在他看来，工作已经是一个“享受”。“看到身边很多赌博致贫的人，我就提醒自己，把钱投在实业里，把时间投在有意义的工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