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欲将半数家产捐北大 自称不信任慈善机构

　　黄怒波拥有多重身份，商人、诗人、登山家、慈善家……

　　黄怒波从宁夏走出的富豪

　　黄怒波，笔名骆英。生于兰州，长在宁夏银川，现工作生活在北京。他曾于1973年~1976年间在兴庆区通贵乡插队。也曾多次向我区捐款。

　　1977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在宁夏农村做会计的黄怒波，考入了令人景仰的北京大学，就读中文系。四年后，黄怒波进入中宣部。由于表现出色，29岁的黄怒波成为中宣部党组成员、干部局处长，仕途被一致看好。在进入中宣部的第十个年头，黄怒波不安分了，于是他开始下海创业，最终成为中坤集团董事长，并跻身胡润百富榜。

　　日前，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称，自己决定将一半家产捐给北大，而选择北大的原因是“我已不信任官办的慈善机构。”黄怒波的“不信官办”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但对于选择北大，许多人则表示了疑问。对此，专家表示，是否官办并不是捐款的考量条件，透明公开才是捐款给谁的选择标准。

　　事实 企业家捐赠10亿资产

　　日前，中坤集团的董事长黄怒波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表示：“现在慈善机构大多是官办，我比较抵触，捐钱好像还得求着他们一样。我已不信任官办的慈善机构，这帮人养肥了，实在可恶。”

　　对于具体捐赠计划，黄怒波表示，计划是将一半的家产都捐给北大，10年内将会逐步实施这个计划。而此前，黄怒波曾捐给北大价值一亿元的商业地产，黄怒波对捐地产要上税也表示了不解。

　　质疑 政府投入大还需善款？

　　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北大教授黄益平表示，作为北大一员自然感激黄怒波的捐助。不过目前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可能不是建一两所世界一流大学，而是改善基础教育，提高农民工技能，发展适合当前经济水平的技术。

　　同时一些网友对此行为表示质疑，将过多的捐款捐给资源过剩的北大，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回馈母校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将如此巨额资产捐给同为官办且政治化十足的高校，总让人难以理解。”微博网友sunzhenge建议，这样巨额的捐款不应直接捐给学校，而应设立科研和教学基金，直接资助科研和教学项目，项目的选择由基金会确定。

　　回应 不限北大也有随机捐赠

　　对于为何会选择北大，作为北大毕业的黄怒波表示，一方面不信任官办机构，同时，自己也不想设立基金，所以就捐给北大。“我挺信任北大的。”黄怒波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捐助，比如最近马洪涛搞了一个“爱心衣橱”活动，他觉得年轻人从事慈善事业值得鼓励，所以就捐给他们100万元。再比如说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发起一个拒绝吃鱼翅的活动，他也捐款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除了教育捐赠是比较系统的，其他捐赠都还比较随机。

　　黄怒波还表示，“给我5年~10年时间,我捐出去的资产怎么着也要超过500亿元”。

　　专家 只要透明高效 是否官办并不重要

　　对此，有网友表示，既然不相信官办公益机构，作为北大同样是官办背景，为何又愿意把捐赠选择给北大？

　　对此，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均表示：必须尊重捐款人的意愿，捐款的自愿性是最重要的公益原则。

　　“虽然北大也是官办高校，但公众对于官办基金会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透明度不高，捐款人不知道钱捐出去后都做了什么、怎么使用，所以，不论是捐给哪个地方，只要做到透明高效，就能得到捐款人与社会的认可。这个才是捐给谁是否合适的根本关键所在。”邓国胜说。

　　捐款领域 应更多流入民间机构

　　而在中国的公益领域捐赠来看，教育一直是接受社会资源最多的领域，而这次黄怒波将大额捐款再次捐给本已享受较多政府及民间资源的北大，同样引起许多人的不理解。

　　“国外同样也是教育领域会接受到社会较多的捐款，但与中国有些不同的是，国外的资源很多都进入了民办的教育机构，但在中国，目前得到最多资源的仍然是公立高校，所以，我还是呼吁社会更多资源应注入民办的教育机构。”邓国胜说。

　　政策限制 政府应为民间力量放权

　　对于此前捐赠的房产一直受税收之扰，徐永光和邓国胜均表示：目前的政策对于鼓励民间多样性捐赠的确限制太大。“包括现金捐赠获得税收减免也设了一个额度，这当然不利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益。”徐永光说。

　　对于多样性捐赠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徐永光提议，可以利用信托方式来将大额资产或非现金资产得到更好的利用。“股权和现金不必一定要直接全额地捐给基金会，巴菲特捐给盖茨基金会的300多亿美元也不是一次性捐赠出去，可以用这些钱建立信托基金，通过基金收益捐出利润，这样既可以让公益持久，又避免政策限制。”

　　“公益如何做得好，不在于捐了多少钱，黄怒波捐钱只是公益行为的开始，监督好如何花这笔钱，同样是捐款人的责任所在，否则，钱捐多了，花得不好，反而对这个行业造成伤害。”徐永光最后说。

　　综合《京华时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