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1937 寻找卢沟桥畔的中国军人

　　75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世，存活者也都变成了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方军

　　“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以这一天为标准：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而中国，爆发了全面抗战。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我们再一次回顾引起全面抗战爆发的“七七事变”时，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

　　29军老兵只剩6人

　　75年前的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

　　日军随即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笔者从来主张，研究战争历史如同巨鼎的三足：人证、物证、口述史，缺一不可。多年来，我研究、追踪、访问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们，对29军老兵我几乎一一追踪采访、报道过。

　　75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世，存活者也都变成了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也难敌岁月的消磨。前些年，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在国内还能找到18名；到了2007年，变成12名；而到了今年，这个数字便骤减为6名。

　　2007年7月7日，笔者组织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最后一次集结，李泓斌、崔金品等9名老兵从南京、河南、天津等地赶来参加。

　　李良杰，在抗战中被掳到日本的劳工，当他知道了笔者的想法后，坚决要求到现场参加活动，亲自为老兵们敬个礼，他说：“如果不是他们(抗战老兵)当年在前方浴血奋战，我这辈子永远也回不来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时至今日，参加最后一次集结的9名29军老兵已经有几位先后故去。他们是：92岁的北京老人马步先先生、96岁的天津老人孙敬生先生、93岁的河南老人崔金品先生、92岁的河南老人赵金典先生、92岁的南京老人李泓斌先生、92岁的重庆老人张可宗先生。

　　如今仍健在的29军老兵在国内只剩下6名，分别是吴江平先生、沈甸之先生、赵新立先生、顾草萍先生、王延寿先生和姚爱华女士，他们全都年逾9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相同历史不同命运

　　上述已故的和仍健在的这些老兵们，笔者都曾和他们“亲密接触”过，为了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悲欢离合，有的甚至反复接触多次。

　　这些老兵，乍一看就是些普通老人。但在他们身上，却比普通老人多了一段为国家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青春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汇聚成了那段“国耻、家难”的历史，汇聚成了我们永不磨灭的记忆。

　　但是，即使都是29军的老兵，他们最终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就笔者采访过的29军老兵来看，他们的生活状态很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今年92岁的沈甸之先生，2010年，笔者有幸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部的顾问。沈先生15岁投身到29军当兵，当时在29军37师217团3营12连4班。

　　沈老最为感慨的是，在29军当兵期间，有幸与一位进步知识青年和两名地下党员相遇，在他们的帮助下，读了不少进步文学作品，受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1938年3月1日，沈甸之与地下党员王荣祥一起脱离29军，3月4日，他们参加了八路军。

　　沈甸之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参谋、团参谋长、团长、教导营营长、师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所长、空司作战处副处长等职务。1983年5月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的待遇。

　　2007年，笔者采访的原29军老兵王世江也是条件优越。当时91岁的王世江离休前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牡丹江军分区的司令员。今年99岁的吴江平先生，在参加29军以前就是大学毕业生，卢沟桥事变后，去了延安。离休前，他是国家机关的司局长。92岁的赵新立是原29军军医，离休前在湖北潜江市血防站工作，他的生活也是温馨的。已故的马步先、孙敬生和李鸿斌，他们生前的生活也都是有保障的。

　　而已故的杨云峰老人，无儿无女，90岁以后靠讨饭为生。他曾是原29军大刀队的成员，跟着旅长何基沣当了三次“敢死队”的队员，一次在喜峰口大战，一次是卢沟桥事变，一次是大名血战。他的身上、手上全都是伤，左耳被大炮震聋了，日军子弹从他的左脸颊穿出，还使得他上下槽牙全掉了，他的脸看起来比常人的要短。已故的张可宗、冯义田、崔金品和赵金典老兵，他们都没有任何收入。

　　崔金品是河南项城人，他们一家他和4个叔叔5个人参加了抗战，除了他之外，其他人要么战死，要么失踪。解放战争时，崔金品投诚，回到了老家，手里只有补助的30多元钱。直到笔者去采访他之前，没有人聆听过他的故事。

　　国耻家难，不应忘却

　　虽然老兵们的际遇不一，但并不影响他们对那段曾共同经历过的历史的态度———国耻、家难，不应忘却；那些曾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英雄儿女，理应被铭记，至少也应该被承认。

　　在采访王世江老人时，他对笔者说：“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全面抗战的标志。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战士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从1998年开始，笔者在国内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前前后后，采访了500多人，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美国援华空军、慰安妇、劳工、爱国华侨、东北抗联，等等。他们当中，大约有30多人亲笔写过回忆录。

　　已故多年的金振中，是原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是保卫卢沟桥的直接指挥官。在临终前，他写下了回忆录，详尽记述了“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细节。

　　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2006年，金振中先生的儿子金天愚把老先生的回忆录手稿送给笔者，笔者结合多次采访的经历，在《1937-2012最后一次集结》一书中出版。

　　今年97岁的王寿延原是29军的军医，亲历了8年抗战。战争中，他没有负伤。可“文革”时，却被“革命小将”一闷棍把他的脑袋打了一个坑。尽管如此，笔者在采访他老人家时，他一再说：“我们赶上了好时光，大家都要珍惜如今的太平盛世。”

　　2010年，听说笔者要去采访他，他急忙一笔一画写了自传。他非常认真，非常当一回事儿。他的回忆录，我认为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理由是，王寿延本人神志清醒，记忆清晰，谈吐自如，落笔工整，录音详尽，录像清晰，没有夸张，没有演绎。

　　已故29军老兵韩立才在20多年前，就开始自费四处采访。29军有一个“小孩连”。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小孩连”有军人570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军长宋哲元派人把16岁以下的280名小孩送回原籍，17岁以上的290名小孩军人随军行动。

　　韩老说，关于29军“小孩连”的军史没有人写，几乎所有的战争史料里都没有记录他们。但他一直关注他们的命运。1983年9月，他到陕西陇县普乐村普乐大队，采访原29军“小孩连”排长余安详。

　　他对笔者说：“方军哪，20多年前，我和你一样，也是自费四处采访。采访余安详那年我72岁，为了节省路费，我就坐乡间的蹦蹦车。蹦蹦车在乡间的小路上跳跃着行驶，颠得我屁股哇，那叫疼。那一次，我在余安详家住了10天。”

　　“小孩连”的历史不应忘记，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更加不应忘记。为了记录这段历史，从1949年以来，韩老和中国大陆原29军官兵通信4600多封，和台湾的原29军官兵通信540封。1983年以来，他写的文史资料有50万字。

　　在笔者看来，韩老的信笺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他的信笺上下70年，详尽揭示了29军在卢沟桥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详细披露了29军在淮海战役起义的过程；详实记录了解放以后29军官兵曲折而艰辛的人生旅程。

　　简单心愿却难以实现

　　不管际遇如何，笔者采访到的这些29军的老兵，他们从没后悔曾经为国家而战斗，并为此牺牲了个人的生活。

　　已故29军老兵付锡庆，21岁那年，经过严格考试，进入29军军训团，成为一名学兵。卢沟桥事变的南苑一战，身为轻机枪手的他，把枪身都打红了。当时他没有负伤，但战友死伤过半。

　　在后来的撤退中，作为掩护的机枪手，他是最后撤出的。在变换阵地时，日军的歪把子枪一梭子子弹扫过来，他的双腿连中5弹。战乱而且又是撤退之时，等他被送到医院时，双腿已经开始糜烂。由此落下了残疾，一条腿没了。

　　2003年，笔者前去采访付锡庆先生，他说：“为了保卫祖国的土地和尊严我受了伤，我不但不后悔，我还感到光荣。如果历史的一页再翻回去的话，我还要参加29军。”

　　在采访王世江老人时，笔者问：“如果外国侵略者再次入侵，您还上战场吗？”

　　时年91岁、截去了一条腿的王老回答得掷地有声：“只要我手还能动，我还要上前线。”

　　29军抗战老兵，曾经的青春年华，留给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代，用血肉之躯书写了8年抗战的光辉历史。

　　如今，75年过去了，再回首往事，他们不曾后悔。他们只希望，自己能被承认参与缔造了这一段历史。“我们应该得到国家颁发的纪念奖章。”这是29军老兵们最简单的心愿，但这却是难以实现的。

　　200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颁发纪念奖章。经过笔者的逐一调查、询问，原29军官兵，只有王世江和沈甸之领到了纪念章。当时没有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冯义田、孙敬生给笔者打来电话，甚至急得哭起来。

　　2009年11月8日，笔者和解放军学者余戈等人陪同台湾90岁老兵鲍直才重返云南松山战场的时候，接到一个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是96岁的抗战老兵孙敬生。

　　“我抗战8年，负伤3次。我没有领到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颁发的纪念章，我心里一直很难过。听说，民间也有人造纪念抗战的证章，让他们发我一枚如何？”孙老在电话那头颤颤巍巍地说道。

　　同样没有领到抗战胜利纪念章的张可宗，打电话对笔者说：“我去争！我去闹！我去理论。摆事实！讲道理！后来，上级终于给我发了一枚纪念章。”

　　2006年9月，笔者在重庆采访张老时，看见了他别在胸前的纪念章。笔者了解到，那枚纪念章是重庆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颁发的。张老显然对那枚纪念章非常满足，我采访他时，他一直别在胸前。

　　一枚纪念章，在旁人眼里或许算不上什么，但在这些29军抗战老兵眼里，那是对他们的嘉奖，是他们的无上光荣。它是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首肯；是对一个人献身国家历史的肯定；影响到一个家庭乃至一个村庄的荣辱观……

　　笔者曾在留学日本期间，采访了20多名原侵华日军老兵，他们回忆十几年前的情景时说：“我们当年从军，是很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为了日本国的利益，去亚洲各国掠夺资源和财富。日本国民都这样看我们。”

　　许多鬼子兵很认真地对笔者说，日本天皇时至今日每月给他们老兵的“恩给”(15万日元)、包括日本政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对他们当年参战的首肯。

　　笔者认为，尊重抗战英雄们，实际上是尊重我们自己，尊重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国无大小，忘战必危，一个民族在遭遇危难时，注定需要有一大批国民站出来，去为之而牺牲。这种浩然气概，需要在和平时期来培养，并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