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图)

　　杨承训，1935年生，山东嘉祥人，著名经济学家，现任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产业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经济理论的创新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市场经济理论典鉴》、《国有企业总体改革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多部著作。

　　进入新世纪，在对许多具体领域和经济史作了数年研究的基础上，回过头来集中力量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正是我几十年来研究轨迹的一条主线。

　　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几个主要观点

　　在这里，我着重强调我近年来研究的几个观点：

　　一是我总结的关于区域经济的十个创新。我国在区域发展上的创新，概括起来就是：（1）利用不平衡实现相对平衡，形成全国的合力；（2）把统筹协调区域发展纳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分配范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3）根据大区域的不同特点组团推进，因地施策，统分结合，各得其所；（4）建立区域间互相促进、优势互补的互动机制，在全国实现跨区域的资源配置，构建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5）区域功能定位理论是中国区域规划的新亮点；（6）构建全国范围内侧“曲”字网络布局，形成“点线网”的格局；（7）纵向发挥多层次区域奋进发展的积极性，横向各省区实施以提升中心区优势为重点分层逐波扩散的多种模式（简称“差异模式”）；（8）把优化区域发展的外延（布局形式）与提升内涵结合起来，充实区域“立体结构”，由比较优势论发展为动态的综合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9）把扶持落后地区与发展民族经济紧密结合起来；（10）对特殊区域实行特殊政策，如划分特区、“一国两制”，这是立足于国家整体实力的雄厚所采取的特殊区域政策，旨在沟通与境外、国外的关系，正确解决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此外，广义地说，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和发展城市群、经济圈的方略，也属于区域发展理论，也有很多独创，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提出整体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我强调应当有整体经济学的视角，或“系统论”的观点，要体现邓小平“成套设备”的思想，即不要仅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局囿于某一种经济现象、经济过程、经济领域，形成一种片面观点，而要从总体及各种经济关系的联系和发展过程来把握总的趋势；也不要仅限于经济视角，还要在从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行为和自然环境（包括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上考察整体运行，注重同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融合，同时还要研究国际经济政治对本国的影响。概括起来说，要研究四大良性循环的相互关系，即社会再生产诸环节的良性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界运行的良性循环、国内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整体良性循环的路子。我称之为“整体经济学”。

　　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世界观的表现和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必须体现在科学的方法论上。正确的方法论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错误的方法论必然导致一系列错误，乃至走向是非颠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破除从定义出发、用书本剪裁现实的先验式、教条式的套路，避免和克服两种教条主义（土教条和洋教条），反对洋八股，不唯书、不唯西、只唯实，要突出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特别要尊重运用辩证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突出历史分析。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以科学的历史分析为前提，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回顾20世纪，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可分前40年和后40年。前40年，从1917年至1960年前，社会主义呈现建立、扩展、兴盛的态势。1956年苏共20大是个转折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分歧、分裂、分化的过程，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潮，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却生机盎然、一枝独秀。我们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应当弄清楚：（1）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出现在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这应当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大背景。（2）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强盛走向灭亡？它的原因是什么？（3）为什么中国能在逆境中蓬勃发展？基本经验和机理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二）关于实证方法。马克思说过：要“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立论。应当改变那种先找理论概念再分析事实，用书本剪裁现实的习惯，而应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出理念。在这方面应当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长处，善于进行案例分析，尤其要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当然，实证研究必须全面而系统，防止以偏概全。像列宁所说的那样：要让“准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不是随时找个别的材料。这就要求系统地研究一些统计资料和大量的各种案例。还要注意：运用数学模型并不等于数量分析。数学模型（公式）不能取代数据，它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一种分析工具、一种语言，并不是数据本身。数量分析的基础是占有大量的数据，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运算、分析，而不是仅仅列出一串串数学模型。如果以数学模型取代确凿而又全面的数据，就可能引入另一种“象牙塔”，运用不当会对经济学造成危害。

　　（三）关于比较研究。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要通过纵向、横向的多视角比较，认识各种事物的长短利弊，从现象罗列到揭示规律性的东西。同时，在分析问题时注意掌握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把住重要的“度”，划清必要的是非界限。诸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成分共同发展的关系，需要划清发展私营经济与实行私有化的界限；在分配关系中，需要划清拉开收入分配差距与两极分化的界限；在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中，需要划清正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市场万能论”的界限；在扩大开放、利用外资中，要注意“过度”与“适度”的界限，等等。真理跨出半步，就会变成谬误，许多片面性观点往往由此引发。例如，无论是把生产关系绝对化，还是把生产力标准绝对化，都可能引向观点的极端化。基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在理论上具体把握这个“度”，注重全面、系统地分析问题，乃是防止认识偏误的一个重要的辩证方法。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