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廖丹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了让患尿毒症的妻子能完成每周两次的透析,廖丹私刻医院公章,伪造收费单,4年间逃过了17.2万多元的治疗费用。2011年,廖丹夫妇的行为被所就诊的北京医院发现并举报。
7月11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廖丹私刻公章一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廖丹的刑事责任。
7月11日开庭后回来,廖丹常在房间角落里闷头抽烟。法院问是否能退赔医疗费用,现在廖丹正在琢磨着怎么能把现在住的这套5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卖掉。街坊邻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他真是没招儿了,但凡有办法,都不会私刻公章。
廖丹一案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被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患尿毒症的妻子没有吗,这样的困难群体,他们的看病难问题如何解决?
突如其来的尿毒症 生病前,杜金领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做美体师,每个月两三千元的工资是一家三口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认识杜金领的人都说她干起活来不要命。丈夫廖丹下岗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主要在家里料理家务、照看孩子。
2007年上半年,杜金领发现脸部经常浮肿,吃东西常呕吐,还常有尿频的症状,再严重些时,会腿酸得迈不开步。杜金领一直以为是工作太累了,歇会儿就能好。直到一次在工作时晕厥过去才到医院就诊。最后被诊断为尿毒症,医生说必须换肾。
换肾要几十万元,还不一定有肾源,对这个家庭来说比登天还难,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透析。可透析很快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2007年刚住院时,半个月的住院费、手术费和透析费一下就花费3万多元,而家里只有两万多元的积蓄。从那时开始,廖丹便东拼西凑找“救命钱”。
杜金领经常半夜发病,“喘不过气来,就像游泳呛了水一样”。救护车时常造访,街坊邻里逐渐知道了这对患难夫妻的经历。叫一次救护车要花费300元,廖丹经常把车叫来了,却没钱付费。急、恨、难受,刀绞般的感觉时常折磨着廖丹。
有一次,杜金领半夜发病,廖丹敲开了邻居李大姐的门:眼泪瞬间滚下,没有过多交流,李大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廖丹平时少言寡语,因为好面子,很少开口求人,这位被廖丹称为“大姐”的李女士说,他开口,一定是自己遇到了扛不过去的事。
一周两三次透析,每次透析420元,一个月要近4000元的治疗费。当医生问起夫妇二人是否有医保时,廖丹和杜金领才发现,在他们之前的生活中,一直没有“医保”的概念。
办医保的两难境地 廖丹开始四处打听如何能为妻子办医保。今年41岁的廖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39岁的杜金领的户口在河北农村。按照北京夫妻之间投靠入户的规定是:结婚满10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才能办理。也就是说,杜金领目前还办不了北京户口。没有北京户口也就办不了北京的医保。
杜金领20多岁就来北京闯荡:卖过盒饭、在工厂做过工,后来又做到美容院做美体师,但这些单位的老板从未给杜金领上过医疗保险。没有北京市户口、没有固定单位,大病袭来,诸多不幸叠加压在杜金领身上。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工作的人士可以申请办理北京城镇职工医保,同时也享受大病医保的政策,但杜金领这种非北京籍无工作的情况,应该回户口所在地办理医保。
办不了北京城镇居民的医保,杜金领也没有回户口所在地河北易县办理新农合医保。县城医院能不能做肾透析还不好说,若做不了需要转院还要办理一堆手续,最重要的是儿子现在北京上学,这些阻碍,让廖丹不敢再去想带妻子回河北治疗的事。
尽管在北京有家有口,有工作,但对杜金领来说,她的身份就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管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还是新农合,对她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都不合适。
因为忙碌和压力,廖丹也开始疾病缠身,糖尿病、胸积水和肺结核,却一直没正经吃过药。去年,廖丹才听说自己也可以办理北京医保。但申请快一年了,也没办下来。
廖丹一家三口除享受每月1700多元的低保金以外,杜金领还享受一项针对于低保户和困难户的医疗救助,救助比例为60%,每一年报销封顶金额为3万元。朝阳区六里屯街道民政科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介绍说,2011年年末,北京市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乡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救助有关问题的通知》,救助比例由60%提高到70%,全年累计救助总额由3万元提高到8万元。如果杜金领的肾病属于终末期,报销金额全年累计超过3万元,便可以申请更高一级的救助。
但廖丹每月从街道民政科拿回各类补贴的账目明细时,却并不清楚现在妻子医疗救助比例是多少,只是听说今年比以前比例高了,“哪有空想这些,拿回钱来就得赶紧透析、救命。3月交到街道的报销单,到现在还没给报,就说等电话通知。”
伪造收费单 逃费17万多 一直挣扎在贫困和疾病中,身心俱疲的夫妻二人,都曾动过死的念头,但为了儿子,“咬牙坚持”成了夫妻俩之间不言的默契。 15年前的结婚照,被装裱后一直放在杜金领的床头,当时杜金领体重106斤,朋友还夸过她长了个福相。现在体重只有70多斤的杜金领,39岁的年纪看上去像50多岁的模样。“我能怎么办,还能干等着她死”,一谈到钱,廖丹会低下头。
2009年年末,廖丹发现,每次给妻子交费时,医护人员并不太注意收费单上的印章。“遍地都是刻章的广告”,在街坊眼里“人特别踏实”的廖丹,决定赌一次。第一次把收费单递给医生时“心里特别紧张”,廖丹说若是第一次被发现也就不会有接续的事情了。但廖丹的第一次逃单顺利得逞,这一逃就是4年。其间,医院收费处换过章,从圆形到椭圆形,隔三差五地要观察印章的变化,医院换,廖丹也跟着换。杜金领纳闷哪来的治病钱,每次一多问,廖丹都会犯急脾气,说自有办法。
今年年初,政府对特困人员救助报销费的比例提高了,廖丹决定停止逃费,开始正常交款。这一重新交费,反而露出了马脚,廖丹双手搓了搓脸:我想早点还上这些钱,要是我去坐牢,谁照顾母子俩。
今年2月21日,廖丹被刑事拘留。那时,杜金领才知道丈夫为给自己治病,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用。
(王培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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