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气男孩引道德审判 民间慈善救助当守程序正义
2012年07月18日05:51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白雪 马云飞
13岁山东男孩杜传旺在汽车修理厂打工时,被工友用充气泵击伤。他的遭遇被媒体披露后,总部位于北京的民间慈善机构天使妈妈基金迅速为其公开发起募捐,并且把他从山东接到北京的八一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这个公益故事的开头并无异样。但几天之后,天使妈妈基金的公益行为受到的不全是鲜花夹道般的欢迎,还有公众放大镜下的拷问。
天使妈妈基金两次获得我国公益慈善最高奖“中华慈善奖”。伴随着质疑,天使妈妈基金的这次公益之旅,笼罩上重重疑云。
公益救助引来争议
在媒体和网络的描述中,杜传旺“阴囊足有小西瓜般大”,肚子“高高鼓起跟孕妇一样”,“五脏六腑全被气充得挤到一起”,脏器严重受损。人们在微博上看见了这段描述和配图,有的人“看完文字,心疼得不敢打开图片”,很多人呼吁,要严惩肇事者。
天使妈妈基金与此事发生联系,始于7月11日。
当天16时17分,天使妈妈基金的微博上转发了一段对话。有人问:“能帮帮他(杜传旺)吗?”天使妈妈回答:“气愤!凶手一定要严惩!孩子在哪里?请联系我们!”
天使妈妈基金(以下简称“天使妈妈”)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其网站简介称,天使妈妈作为一个志愿者团队,成员和大部分捐款者是富有爱心、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各方面特长的妈妈。
从决定救助传旺至今,天使妈妈的官方微博内容没再说过别的。7月11日17时左右的1个小时内,天使妈妈通过微博发布了两条信息:正在咨询北京专家,正在组织救助传旺。
18时15分,天使妈妈称,已和当地医院取得联系,正在联系孩子家人,准备将孩子转北京救治。
19时03分,天使妈妈称,孩子父亲无力筹钱来京,预计救护车和治疗费预算10万元,呼吁大家捐款。公募平台的捐款链接附在后面。
从这一刻起,“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有人觉得“不妥”。
在天使妈妈决定救助并发起公募的24个小时之内,各种质疑星星点点地出现,并迅速传播开去
为什么选择了一家“不知名的医院”?基金和医院之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黑幕”?名为爱心救助,实际是不是在敛财?
7月12日,天使妈妈发布微博,回应了四点质疑:天使妈妈与儿慈会的关系、资金来源、八一儿童医院的资质、目前捐款情况,并呼吁停止捐款。
但是,“不同的声音”没有消失,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7月13日13时21分,网名为“港怂萨沙”的网友称,“杜传旺家人从昨天下午到北京就没再见到过孩子,也没见到任何基金会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惹基金会,不敢转院,怕不给医药费,只好在医院门口坐着。一开始公布的杜传旺父亲的银行账号根本不在家人手里,而是基金会办的……”
这条后来被证明为不实的信息,当时被转发了数万次。
至此,两种声音开始激烈地碰撞。民间公益组织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和同样投身民间公益的网友“北京厨子”,立场鲜明地站在天使妈妈一边。
7月13日17时,天使妈妈以在线访谈形式,就大家质疑的问题进行回应。
7月14日,天使妈妈又宣布召开传旺病情发布会,面对面地回应质疑。
天使妈妈发此通知是在13点15分,到16点整发布会时,他们发现,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都赶来了,还有一些是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天使妈妈先公布了一些信息,随后进入提问环节。首先站起来提问的是一位公益人士。他的问题指向医院资质和救助流程。
双方由问答演变成对质,没有话筒,两边的音量却越来越高。
决定得是否太快
为什么天使妈妈数度解释,疑云都没有散去,反而愈演愈烈?坚持怀疑其动机正义性的公益人士,为何不能释怀?
在发布会现场,有人问道,对杜传旺的病情,天使妈妈没有进行调查,仅根据媒体和微博的报道,就迅速作出决定,是不是对孩子和捐款人的不负责任。
天使妈妈方面说,“我们相信媒体,我们也相信当地医院。”
网友“北京厨子”力挺天使妈妈。“在传旺的事情上,我和他们的态度完全一样。”这几天来,每当有人质疑天使妈妈夸大病情、指责他们控制银行卡、不让家属与孩子相见时,“北京厨子”都会站出来回复。
他认为天使妈妈很冤枉,“有人找到他们,他们愿意接手,这有什么错?”核实过程是否如公众想象的“上帝视角”一般完美无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这像是救火灾,是听说大火之后迅速去救呢,还是走完流程再去?等走完流程到了那儿,火都把一切烧没了。”
但公益人士才让多吉并不认同这些看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慈善机构尽一切能力、用最快的方式救助孩子的做法,他是非常支持的,但“迅速救助”并不等于“迅速公募”。因为一笔笔募捐来的善款,一旦汇聚,就很难一一还回去,所以慈善机构应核实基本情况之后,再进行募捐。
才让多吉认为,一个公益组织如果不能独立调查评估受助对象,它的项目一开始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随之而来的质疑是:“如果天使妈妈没有实地调查,也没见到杜传旺本人,为什么不先使用‘天使妈妈基金’现有的善款先行动,等治疗方案和费用预估出来以后再发起社会募捐?也能避免现在的社会质疑。”
在发布会现场,这个问题曾被提出,但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被淹没在激烈的对话中。
今天,天使妈妈的工作人员沈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天使妈妈团队的人都在北京,但大家通过电话与当地医生沟通了多次。沈利本人还通过医生取得了孩子脸部的照片。
此外,他们曾通过QQ群发布信息,招募了一名志愿者,名叫“三月”,去医院现场查看。
沈利表示,她没有和患儿家长沟通,是天使妈妈另一位工作人员徐蔓沟通的。“三月”也不是她联系的,不知是男是女。
徐蔓告诉本报记者,在她印象中,联系杜传旺最初就诊的山东夏津人民医院的时间应该是下午5点左右,“然后通过医院要了家属的电话,前后沟通了多次。”
据徐蔓介绍,此次参与了解核实情况的志愿者并非与她直接接头,而是一级一级联系的,逐渐往下开展工作。
如何才是“最好的救治”
为什么选择八一儿童医院而非北京协和医院、甚至是301医院?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坚信,这就是天使妈妈与八一儿童医院“利益输送”的重大疑点。
这个逻辑在“北京厨子”看来毫无道理。“公立医院一定就是资源最好的、对患儿最合适、最实惠的去处吗?”他认为,以名气来判断医院的资质太不公允。
“北京厨子”也曾发起一些公益活动。他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草根”公益者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根本无法摆平所有事,更多时候,事件往往随着进程和当时仅有的选择,一点一点进入一个困局。“人们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这么选择,事实上我是没办法,只能作这样的选择。但其中苦楚,无法道出。”
天使妈妈是否也面临“无法选择”的苦楚,是否多方权衡后,选择与八一儿童医院长期合作?
在病情说明会现场,记者曾以此提问天使妈妈负责人,此后多次询问其负责人,但天使妈妈方面并未透露详情。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虽然多,但看病很难,希望记者能够理解。
对这个牵动公众爱心的孩子,天使妈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人质疑。有人问为什么在山东孩子没住进ICU(重症监护室),到了北京就住进了ICU?孩子从ICU转入普通病房后,有人质疑,病情到底如何,怎么一会儿严重,一会儿不严重?院方安排了6个护士照顾孩子,有人认为,照顾一个孩子怎么会需要6个专业人员?
事实上,回答这样的疑惑,需要一个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比如当有孩子需要救助时,由第三方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提供意见和建议,“理论上来说,重病的话,往协和医院送,病不太重,送到社区医院也可以。这都由专家来决定。”
“这当然是对的,也正是现代公益的标准配备。”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说,但他同时又说,刚刚夹缝里长出的民间公益要建立诸多制度配套需要时间,即使国内老牌组织也不尽完善。如何公平选出专家,专家意见如何获得指导行动的合法性,流程机制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没人解决。
今天中午,沈利女士给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天使妈妈基金有自己的专家库,大约包括六七十位医疗专家的顾问委员会,每一类科室,都有相关的专家。杜传旺为何去八一儿童医院?因为天使妈妈救助的孩子中,消化科、儿外科是在八一儿童医院救治,一开始对杜传旺的病症描述中,“肠子破了很多洞”,所以天使妈妈就此咨询了八一儿童医院的意见。
网上有人质疑天使妈妈和八一儿童医院合作太多。对此沈利表示,他们也曾和首都儿研所合作,如几年前对无肛孩子许自宝的救助。
沈利表示,对于杜传旺目前的治疗和监护工作,天使妈妈是“把医疗部分全部交给医院,医院如何安排医疗,是由医院来决定的,天使妈妈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要不要程序正义
郭美美事件伤害了人们对官办慈善的热情,近年来,迅速崛起的草根公益为人们的爱心提供了新的渠道。
但草根公益的发展也伴随着社会无尽的质疑。免费午餐成立之初,就有人质疑,为什么免费午餐项目可以提供机票,“机票钱是从免费午餐经费里出的吗?一定要坐飞机吗?坐火车不是一样办事吗?”
邓飞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还不断向公众解释,“一定的经费支出是为了加强效率”等观点,再后来,他很少再解释。因为,“你坐了飞机,有人认为你该坐火车,还有人或许认为,火车也不要坐卧铺,硬座就可以了。”
“按这个逻辑追究下去,每个人都可以问你一千个问题,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邓飞表示,媒体应该引导大家学习专业而有效地监督要求公益组织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
他在微博上写道,有人问,你并非天使妈妈的人,为什么坚持为他们辩护,不惜殃及免费午餐?“因为我是天使妈妈团队的朋友,我信任这群埋头干活儿不懂表达的‘妈妈’,更觉公平和正直是人之底线,社会之基石,保护一个人免于冤屈就是最大公益。质疑或谣言也在帮助这支团队。”
而在另一边,坚持程序正义的人还在坚持着。
一位住在武汉的网友告诉本报记者,她曾观察过多起“疯狂的救助”行动。在救助中,公益者称“比孩子父母还要爱孩子”,甚至不惜扮成孩子母亲冲进医院带走孩子,孩子父母如果不同意救治方案,公益者就声称孩子父母愚昧。一些公益组织,以道德光环绑架了孩子的命运,绑架了公众的爱心。
经历这类事件后,她对公益组织程序上的瑕疵尤为敏感。
在更大的意义上来说,邓飞把这场质疑看做“伟大训练”。
“公益组织募集善款,接受捐款人委托去执行某公益项目,必须全程公开透明,学习接受严苛质询和独立审计。我深知其中必有冲突委屈,但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公民自我训练。”邓飞这样写道。
本报北京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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