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血新国标缺征求意见程序男同组织称闭门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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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18日11:50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张晗

　　从本月开始，新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正式实施，女同性恋者可以献血，有性行为的男同性恋者仍然被禁止。CFP图

　　新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作为一项国家标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7月14日晚，陶黎纳发博文指新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以下简称新国标）在预防接种方面存在错误。这位在疾控中心从事预防接种管理工作超过10年的医师指出，将人用狂犬疫苗归入减毒活疫苗是新国标的硬伤。

　　陶黎纳认为，新国标制定时缺乏向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是导致出错的原因之一。这也被男同性恋组织认为是禁止有男男性行为者献血这一不具可操作性规定出台的原因之一。

　　对此，卫生部相关部门及新国标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均未回复。

　　南都记者张晗

　　自2000年起，陶黎纳就在上海的疾控中心从事预防接种的管理工作，平时常有献血的他，对新版《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颇为关注。虽认为新要求颇有进步，但在他的专业范畴内，仍觉得新国标不够严谨。

　　专家：没广征意见导致出错

　　陶黎纳称，他将观点都写在了7月14日晚发布的博文之中。在这篇文章里，陶黎纳将他所认为的错误归结为四类：限制过严、常识错误、逻辑错误以及细节不到位。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人用狂犬疫苗在新国标中的归类。新国标6.3.1.2条目中，人用狂犬疫苗被归入了减毒活疫苗。陶黎纳称，由于狂犬病病毒的高风险性，人用狂犬疫苗从来都是灭活疫苗。国家疾控中心也确认了这一说法。

　　另外，陶黎纳还提出，新国标使用的“免疫接种”说法更常用者应为“预防接种”；在某些疫苗分类中应对该分类的疫苗进行穷举，以便献血者更为明确。

　　陶黎纳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献血工作涉及包括预防接种等多方面，但新国标的制定却没有广泛征求意见。

　　主要起草人：均来自同一单位

　　陶黎纳的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

　　这部编号为GB 18467-2011的新国标列出了它的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和十位主要起草人。在网络上查询血液中心的官方宣传以及媒体报道，可以看到十位主要起草人均来自血液中心。自2008年新国标开始修订，公众媒体对此鲜有报道。

　　《标准化法》第十二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组织由专家组成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的草拟，参加标准草案的审查工作。

　　官方对此条文的解释是，制定标准的部门或单位应当吸收有关的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参加标准的草拟、审查工作，或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当由用户、生产单位、行业协会、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技术检验机构、学术团体及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行政法专家姜明安称，制定国家标准的普遍规则有三：其一，合法；其二，专家论证；其三，涉及到组织、个人利害关系的，应听取各方意见，“他们的看法不一定被采纳，但可以提供社会层面的视角”。

　　缘何成为新国标唯一的主要起草单位，缘何主要起草人员均来自该单位，血液中心称不方便透露。截至记者发稿时，卫生部相关部门也未回复。

　　男同组织：新标准“闭门造车”

　　同样对新国标出台缺乏广泛征求意见这一程序颇有不解的，还有男同性恋组织。

　　北京佐佑中心（男同性恋组织）执行主任郭子阳称，这一规定涉及到男同性恋群体，起草方理应事先与这一群体进行沟通，但事实并非如此。

　　孟林是中国HIV携带者联盟负责人，在他的工作经历中，民间组织在影响官方的政策制定上，能力微乎其微。他甚至称这一新标准为“闭门造车”。

　　在不允许献血人群的界定方面，新标第6.1.19条中，用有“男男性行为”者替换了原有标准中的“同性恋者”表述男同性恋者首当其冲。这被看作是对女同性恋者献血禁令的放开。但同时，男同性恋者认为，这一规定带有歧视色彩，且“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流程，献血前献血者需要填一份表格，其中就有询问献血者是否有男男性行为经历的项目。很简单的问题是，只要献血者不说，医生根本无法对此项要求予以核实。而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中国，献血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个人的意愿，更是一种集体活动。《献血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机关、军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龄公民参加献血。”因此，单位集体组织献血活动比比皆是。

　　董波（化名）便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作为男同性恋者，他并不想将自己的性取向公之于众，作为单位员工，他又必须参加献血。两相权衡，他选择了隐瞒同性恋者的身份进行献血。在他的记忆中，四五次的献血活动中，他都瞒过了医生，成功献血。

　　广州血液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在他的工作经历中，并未听说过有献血者事先表明同性恋者身份，并因此没能成功献血。

　　同性恋：血源责任推给献血者

　　孟林认为，实际上，男男性行为并不一定全是高危性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安全措施降低危险性。同时，也有很多有男男性行为者定期体检，有男男性行为者也不能等同艾滋病人。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将男男性行为、男同性恋者与艾滋病无形中划上了等号。这更容易引起男同性恋者的抵触情绪，造成这些规章与防治艾滋病的初衷南辕北辙。

　　另一名同性恋者则认为，这条具有强制力的规定，只是将血源出现问题的责任推到了献血者的身上，转嫁了血液中心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血液中心就可以用献血者明知故犯为借口，为其检验不力进行开脱。

　　孟林和郭子阳并非没有自认可行的解决之道。既然禁令行之无效，他们都认为，以宣传、建议、提醒等方式代替禁令，效果或许会更好。给予有男男性行为者献血的权利，同时，提醒献血者加强自我保护，并对他人安全负责，才是提高血源质量的首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