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社会福利院院长 尹学萍:
它相对集中在一栋楼房里,便于我们日常的监管,这个包括一些其它的工作的开展,比如说我们的教育工作、康复工作、医疗工作等等方面,同时在情感方面又形成了那种像社区家庭那种生活的氛围。
解说:
像这样的模式在合肥市福利院已经开展了十一年,直到今年因为福利院规模的扩大才计划将十户扩展到二十户,而现在让院长有些担心的是,每一个招募的爱心妈妈能坚持多长时间?
尹学萍:
有很多家庭第一批的爸爸妈妈,可能陆陆续续因为各种原因,有的是自己的身体不允许了,有的是自己父辈年长需要人照顾了,各种原因他们都陆续离开了这个家庭。
白岩松:
其实现在在孤残儿童的寄养或者这收养等等方面,并有形成非常准确的全国一盘棋的规则,因此几乎都是各省市、自治区,各村有各村高招儿,自己都在想各自的办法,因此探索出来的模式比较多,我们并不想在这里简单地支持哪个或者反对哪个,而只是把这些模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为的是在未来有一个相对探讨出大家公认的一种结果。其实比较刚才银川和合肥的两种模式,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比较,宁夏模式是在城乡结合部,民风比较淳朴,是寄养服务站,财政支付这样的一种模式,在当地也很受人们的赞誉,背后的的支撑全是社会的福利院在起到重要的衔接、选择和支持这样的作用。
合肥模式,其实合肥模式刚才说到了第一例,在我的印象当中很多的年前其实在天津等就已经拥有了叫SOS儿童村,这样一个村建起来之后招聘社会上的家庭,那个时候主要招聘妈妈,不是现在的家庭,后来这样的探索有多个,它所说的第一个恐怕指的是不是针对孤残儿童,它的特点是福利院内招聘夫妻与国外福利组织合作,费用分别承担,而且费用是比较高的,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像是一份工作,但当然很快变成了家庭氛围的爱。但是让人担心的片子里刚才已经说了,人员的变动就会让你非常担心,当这对夫妻招聘来的时候,来的时候是这样的,几年过后命运发生了改变,他想退出的时候,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恐怕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我们还真得继续接着关注,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孤残儿童能不能慢慢由农村寄养的模式真正回到城市当中呢?因为毕竟这块无论从康复和自愿者的支持来说都是最大的,他们回得了城市进得了家吗?
解说:
一个被遗弃的残障儿童,更需要家庭的照顾,以协助其成长,这应该是眼下所有的福利院都在面临的棘手难题。在北京的大兴区一个残障儿童的命运也曾经被记者报道,她叫范影,出生后被亲生父母遗弃,在儿童福利院为她实行手术后,小范影便被寄养在李宗梅家,2009年当记者见到范影时,孩子已经在这个家庭生活了6年,6岁半的范影也在很大上融入了这个家庭。
记者:
你们全家你最喜欢谁?
范影:
我妈妈,我爸爸,我大姐姐,我小姐姐,我弟弟。
解说:
由于多年与孩子相处,感情逐渐深厚,事实上有不少有寄养家庭也会产生收养孩子的冲动。
范影的妈妈 李宗梅:
打算我就想把她留下, 看看再说,看看情况。
记者:
就是准备收养她?
李宗梅:
到时候再看情况,现在就准备,现在有点困难,我有两个孩子,大的要上大学,小的要上高中,到那时候我怕我负担不起。
解说:
2009年北京大兴区礼贤镇家庭寄养指导中心的多个寄养家庭都希望能够收养,寄养在自己家中的孩子,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障碍最终没能成为现实。
记者:
我明白,他寄养在这儿政府是给补贴的。
社工社会家庭寄养项目培训主任 原北京福利院院长 王晨光:
对。
记者:
但一旦收养,这种补贴就没有了。
王晨光:
对,因为现在《收养法》规定,一旦孩子被家庭收养了,政府就不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解说:
时隔三年今天我们再次联系这个中心,得到的回答仍是当初的情况,小范影也仍然没能被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主任张世峰表示说,对于残障儿童来说,最后能被家庭收养,无论在其情感、成长和康复上都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孩子的监护权一旦从儿童福利院转移到收养家庭,这些残疾孩子的入学、康复、技能培训等问题就也转到了家庭,这些都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如何推动儿童福利机构的转型?确保孤残儿童即使被家庭收养也依然能给在康复训练,特殊教育等方面得到福利机构的支持,是必须扫清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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