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经济下行压力：扩张性刺激只能饮鸩止渴

　　媒体谈经济下行压力：扩张性刺激是饮鸩止渴

　　7月13日，统计局发布第二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上半年GDP同比增长为7.8%，二季度GDP同比增长为7.6%，3年来我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8%。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只有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有正确的政策和举措。

　　扩张性刺激只能是饮鸩止渴

　　目前的经济下行，是“后4万亿时代”的必然。

　　每遇经济下行，各国政要都容易采取扩张性政策。当年凯恩斯主义诞生时，就有学者评论，有了凯恩斯主义，西方民主政府再也不用担心经济下滑导致本届政府下台了，他们完全可以花钱制造一次繁荣，但紧接而来的是滞胀。

　　历史证明了上述判断的正确性。首先是面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似乎恢复了经济，但复苏时间却长达10年，且在1933年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于1937年来临，并且是有史以来最急剧的一次衰退。有人认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甚至不会有第二次衰退。

　　其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济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及股灾等原因开始衰退。为阻击衰退，日本政府采取的办法就是靠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和减低利率刺激经济。前后实施了9次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中有7次规模高达1万亿~18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每刺激一次，经济就有短暂的复苏，但只要刺激政策结束，经济就马上下滑。这种打“强心针”的办法并没有使日本经济真正好转，相反更加糟糕。

　　第三，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有关。当时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的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然而，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进而刺激美国经济，阻击衰退，其代价则是次贷危机这种更大的泡沫和更大的衰退。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中国政府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同样难以超越经济规律本身的制约，虽然短时间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产能进一步过剩，特别是被扶持的产业 ，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及巨额的地方债务，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下的极度紧缩政策又直接导致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错失了产业提升的良机。

　　扩张性政策为什么是饮鸩止渴呢？原因在于：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更多的时候是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刺激性政策虽然可以临时增加需求，但紧接而来的是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显而易见的是，危机时虽然缺钱，但更缺的是具有引领性的产业兴奋点。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一系列创新。面对当前一些企业的困境，我们经常这样发问，“如果没有创新，给你钱又能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扩张性政策更多地注入货币，只能在原来的产业层面上重复地扩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靠一国实行刺激政策恢复经济是相当有难度的。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自然增长率”，同时进行经济创新，找到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才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真正的经济发展由创新引领

　　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甚至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是靠创新、靠产业支持，而不是靠“膨大剂”吹大。

　　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里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证明，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的重大创新诞生的新的产业，引领了经济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其《长期运动》中，对新技术的出现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作了与熊彼特完全一致的论述。他说：“在许多工业中，在某个时期，基本技术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发生时，一个时代就开始了。”例如，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棉纺织业和生铁生产、19世纪美国的钢的生产、 19世纪60年代的石油和19世纪70年代的铅（美国）等。

　　熊彼特和库兹涅茨依据丰富的经济史实告诉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创新，诞生出一个或一群新兴产业，然后带动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得益于IT产业和网络经济。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新兴产业的出现，靠“膨大剂”刺激，只能适得其反。

　　清醒认识经济的“自然增长率”

　　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增长率”，指一国、一地区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技术水平、组织水平，一定的产业结构下不受紧缩性政策或扩张性政策的影响，其自身固有的经济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自然的、均衡的。而改变自然增长率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或组织变革。

　　我国经济曾经有20多年的两位数的增长，那是因为我们当年“穷”，10年“文革”使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是我们的产业空间很大，二是发展之初基数小，增长率容易高。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由于开放，世界上很多产业基本处于一个平面，所不同的是技术层次的高低。在给定的技术层面上，当产业空间相对“饱和”，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寻求新的产业支持，而不是靠“膨大剂”放大原来的产业。

　　况且，我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常情况下再要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曾经的高速度使我们容易形成一种“速度情结”，这种情结使我们动辄就刺激经济，一再错失调整经济结构的良机。历史证明，经济下行是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机，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机会。

　　美国里根时代走出滞胀的办法就是减税，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市场经济从逻辑上讲首先是民富的经济体制，只有民富了才有力量消费，只有民富了才谈得上发展经济，国家才能更富。

　　设想一下，如果把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改变成4万亿元的减税和民间投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效果：靠市场不仅可以拉动消费，同样可以拉动创新和基础建设，而且是高质量的。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科学和公正的监管。

　　创新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机器。经济史学家、美国学者威廉·鲍莫尔在题为《资本主义增长的奇迹》的专著里总结性地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部创新的机器，就在于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了如同“军备竞赛”式的竞争。欲要竞争，就要平等进入，要打破垄断、要有效解决泛行政化问题，不能靠行政手段和行政等级分配资源。

　　我们应当坚信市场机制的配置能力和魅力，市场调节的能力远远大于政府的计划调节。我们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微观主体的活力，微观主体不健全，不能平等竞争，不能创新，存在不安全感，对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仅靠宏观调控是调不出大好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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