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在日本西部福井县大饭町，大饭核电站3号机组与凌晨恢复满负荷运转，成为自2011年3月福岛事故以来日本首座停机后重新满负荷运转的商用反应堆。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7月16日，东京正午的气温达到了摄氏37度。而与北京的37度相比，海洋性气候让这里的人们感觉更闷、更热。在东京市中心的代代木公园，气氛更是白热化。17万人聚集到了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反对重启核电站。
这一天是日本的“大海日”，全日本休息一天。在烈日高温中，能集中17万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之前，请愿者会在每周五下班以后去首相府，呼吁停止核电在工作之余，在夕照之时，去首相官邸前表达自己的意见，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人们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天来集中表达情绪，是因为7月16日这一天，正是福井大饭核电站发电重新进入正常运转的第一天。这是自去年3月11日福岛核电站发生特大事故、日本所有核电站全部停运一年多之后，日本的核电站第一次重新开机。
在请愿者当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大江健三郎，还有著名音乐家坂本龙一等。组织方原本预计会有10万人参加集会，结果吸引了浩荡荡的17万人。一时间，公园周边的人行道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在炎炎烈日照射下，人们一边播放着音乐，一边高喊口号：“不要核电站！”“反对重启！”
出于能源战略的考虑，同时也为了维持日本的核技术、为企业继续获取国际核电站设计运营的机会，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坚持重启核电计划，并将其作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政府决定遭到了民意的强大阻力。
争议核电比率 2030年以后的日本，是不是该继续保有核电站？而如果今后需要保有核电站，在那时的总电量中，核电应该维持什么样的比率？
针对这个问题，日本政府提出了0%(即无核)、15%及20%？?25%三个选项。政府在日本几个主要城市召开了“能源政策听证会”，为最后的决策广泛搜集、吸纳各种意见。
在福岛发生核电事故之前，核电在日本总发电中占有的比率为26%。日本政府曾经有过让这一比率达到40%左右的想法，但在大多数国民反对核电的民意浪潮之下，超过26%的核电发电量，在目前而言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政府可能达到的最理想的预期，就是维持现有20%？?25%的比率。
在仙台市的能源政策听证会会场上，一位来自东北电力公司的代表，表示支持20%？?25%这个比率。和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位来自东京的代表，加上一位从东京周边来的代表，也纷纷表示支持这个程度的核电比率。
台下听众顿时骚动了起来，开始质问会场上负责核电问题的大臣细田豪志：“这是不是和以前的听证会一样，都是在做戏？”
调查参加听证会的所有人的看法，支持0%的有66人，支持15%的14人，支持20%？?25%的13人。而他们当中，只有9人通过抽签获得上台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9个人当中，支持0%的有4人，15%的2人，20%？?25%的3人。
听证会很快就开不下去了。“凭什么让电力公司的人出来谈意见？”“为什么让与东北地方无任何关联的人来谈东北电力的构成？”反对声中，听证会只好中断。
在名古屋召开的另一场听证会，也有电力公司的代表大谈特谈“福岛核电站事故并未导致人员死亡”。同样，维持核电比率也成为了听证会代表发言的主流意见，但听众也是对此心怀不满，激烈情绪同样爆发。
上述会议组织方是如何用抽签的方式，让电力公司的人成为民意代表的？人们对此有诸多疑问。而在笔者采访中，了解到听证会上的气氛与意见方向，与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存在巨大差距。
信息畅通和信息混乱 尽管福岛核事故令核电企业成为众矢之的，但《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些企业的过程却相当顺畅。毕竟在日本，公众阐述个人意见的自由，在制度上有充分保证。笔者以外国媒体工作者的身份，申请去发生了核电事故的东电公司总部采访，公司方面只是要求提交两篇以上由本人采写的新闻作品。几个小时以后，笔者便拿到了进入该公司的通行证卡号。
企业方面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对开会时间也没有限制。而且，记者很快就能收到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接着召开的记者会的邀请。在笔者参加的几次记者见面会上，未听到有哪个问题，企业方面表示不便于回答。可以说，从企业角度来看，信息沟通是畅通的。
在过去一年里，笔者数次到福岛、东京等地采访，发现日本普通民众在核电事故问题上态度相当淡定。
“实际上日本民众有自己的杀手锏。从制度上看，民众能够决定核电站是启动，还是一直冻结。每13个月，核电站都要停机进行安全检查，只有在核电站所在地政府同意以后，核电站才能继续工作。”家住福岛市的佐野先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正是这个制度发生了作用，使得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14个月中，日本54座核电站全部停止了运行。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的电力中没有任何核电。日前，日本政府决定首先重启大饭核电，并为此征求了大饭地方政府的同意，于是，7月1日，核电站开始在日本得以重新运行。
而在4天以后，即7月5日，由国会议员撰写的福岛核事故调查报告公开发布了。此时，距离那起日本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核事故的发生，14个月已经过去。
日本政府给出的结论是，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的原因，“并非自然事故，而明显是一场人祸”。日本国民一直信赖的东京电力公司，把监督核电的权力全权委托给了经济产业省核电安全保安院，但东电及保安院的“不作为”，最终让核电站发生了此次重大事故。报告还特别指出，在海啸吞噬维持核电站运营的电力之前，“地震可能已经将核反应堆震坏”。
核电站发生事故后，菅直人首相和民主党内阁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7月12日，日本经济评论家矢吹晋给《中国新闻周刊》发来了录像资料，在这个录像中，菅直人首相的政策秘书松田光世对周边的人说，“3号反应堆在地震之后发生了爆炸。”他这里指的不是厂房内聚集了大量的氢气，将厂房屋顶炸飞，而是说核反应堆爆炸了。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菅直人当时命令专家对事故进行评估。政府甚至认为福岛核电站有可能发生连续爆炸，而如果这个情况果真发生，周边3000万人、特别是整个东京该如何转移？种种重大问题当前，首相府乱作一团。
核电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并未派人到事故现场进行调查，以对事故进行有效评估。反而是驻日美军派直升机前往那里搜集核污染的有关信息。“美军直升机天天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却从未看到有哪些美军信息透露给了日本政府。”从事医疗制度研究的厚生经济研究所所长吉野吉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实际上，当时美方搜集的信息送到了负责相关信息搜集工作的文部科学省，以及经济产业省下属的保安院。但这些信息是否要上报给内阁和首相？在日本的核电制度中，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两个政府机关便在极度忙乱中，双双“忘记”了向政府转交相关报告。其结果是，菅直人首相只能靠自己仅有的一点物理学知识，倚仗着身边的官员来指挥人员疏散，而且还指挥得没有章法。
成本之虑 全日本共有9家电力公司，其中只有冲绳电力旗下没有核电站。而如今，冲绳却成为日本企业最放心的一个地方。
企业服务器需要放在一个绝对不会发生停电的地方。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日本几乎所有企业都不曾把停电视作是一种风险，但在核电站100%安全的神话破灭后，核电的用电不安全性就成为了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冲绳电力迅速成为各企业的香饽饽。
因为冲绳没有核电，那里的电费比日本其他地方贵出一成多。比如，同一个家庭用电量，如果是在冲绳以外地方，一个月的电费大致在7000日元(约560元人民币)左右，而冲绳则为8000日元(约640元)。
《朝日新闻》在7月16日刊登文章，认为冲绳的东西跨度超过1000公里，如果要保证主要岛屿有电用，必须采用小型发电。此外，送电也存在较高的成本，因此多建小型电站是个合理选择。该报还认为，核电是否具有发电成本上的优势，很难下结论。
对于日本而言，核电另一个难以预估的成本，是事故处理费和废炉处理费。一家钢铁公司的高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家钢铁企业，核电站的很多设备是我们制造的。但在发生核污染后，我们才发现，该如何处理这些钢铁设备，我们公司并没有充分的技术积累。我们过去没有拆过核反应堆，更不用说是出了事故的核反应堆了。”
目前，福岛核电站事故处理的费用，14个月以来共耗费了2万亿日元这是官方给出的数字，而日本各家媒体、各方面专家对最终事故处理费用的估算不尽相同，从6万亿日元到20万亿日元不等。日本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是40万亿日元，即便是根据最低的处理费估算来计算，也已达国家税收收入的七分之一；而如果根据20万亿的处理费计算，则是高达二分之一。
如此种种，加上日本历史上曾经遭受的原子弹的惨痛经历，致使日本民众对核有着非同寻常的情绪。尽管许多专家解释，核电并不比别的能源更不安全、性价比也没有比别的能源更低，但多数日本民众依然愿意通过“一劳永逸”的方式，将核能完全排除在日本领土之外。
7月16日的这一场民间集会，人们将其命名为“告别核电10万人集会”。大江健三郎联同集会的其他发起人，同时还在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零核电”的1000万人签名运动。(陈言)
作者：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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