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社会矛盾产物 远未终结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反对社会两极分化的左翼社会运动，抨击美国巨富阶层尤其是金融资本过度攫取社会财富，反对政府成为巨富阶层的获利工具，希望通过社会压力迫使政府改善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的经济政治地位。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在美国经济形势好转的2011年，尽管其兴衰都非常迅速，却深刻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结构性社会矛盾和机制性过程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根据皮尤新闻覆盖指数、新媒体指数和民意调查系列报告，占领华尔街运动自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市金融区展开之后，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迅速成为美国主流媒体报道最多、最受新媒体关注和美国公众最感兴趣的新闻事件之一，形成巨大声势，并成为全球数百个城市掀起占领运动的仿效对象。其中既有结构性的深层社会原因，也有机制性的运动过程因素。

　　首先，运动的结构性社会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加剧，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统治精英增加社会福利、减小贫富差别的政治动力大减，普遍采取减税、放松规制和限制社会支出增长等有利于资本所得和高收入阶层的措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计划经济以及苏联东欧政治体系失去吸引力，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发展范式上占据优势地位，缓减贫富差别的国际竞争压力减弱。二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滞胀过程中，减少政府干预和刺激投资成为知识界和政界主流观念，缓减贫富差别的国内政治压力减弱。

　　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精英和普通公众受全球经济分工的正负面影响对比强烈。首先，资本全球流动性较高，而劳动力（至少是不熟练工人）流动性较差，加剧了发达国家贫富悬殊问题。其次，随着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激增，发达国家不熟练劳动力和熟练劳动力之间、低附加值进口产业和高附加值出口产业劳动力之间以及普通劳动者和管理精英之间的工资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第三，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消长，美国工会力量减弱，降低了劳动者向企业和政府争取更高工资和福利的能力，也助长了劳动者之间薪酬差距拉大。

　　其次，运动具备三方面机制性过程因素，是迅速形成巨大声势的必要条件。第一方面，运动所选取的空间和名称极具象征意义，形成容易吸引全球性关注的聚焦点。占领华尔街并不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反对金融资本及其政治操控的最早占领行动，但由于华尔街长久以来就被视为金融资本的象征，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占领华尔街成为最早受到全球瞩目并广泛效仿的占领行动。

　　第二方面，纽约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运动参加者的过激行为极大地增加了该运动的社会影响。运动首次进入最受新媒体关注的事件之列，是由9月24日纽约警察向一些女性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的事件所引发。皮尤新闻覆盖指数系列报告显示，运动新闻覆盖率的升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戏剧性事件的影响，绝大部分报道集中在布鲁克林大桥逮捕事件等对抗性事件上。

　　第三方面，占领华尔街的开放性在运动初期有利于激起参与者的热情。加拿大媒体“广告克星”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倡议博客、网群“匿名者”关于参与占领华尔街的号召、纽约市积极分子在运动酝酿过程中、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决策机构纽约市大会在“占领纽约市声明”等文件当中，都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运动开展过程中采用的大会、委员会、工作群和轮辐理事会等开放性组织形式以及协商式工作机制，也使得对现状不满的各类左翼人士都有机会参与直接民主过程。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左翼运动社会条件日趋成熟的体现

　　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发生在民众对社会状况不满情绪最严重的2008年，没有发生在GDP负增长最严重的2008年第三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也没有发生在失业问题最严重的2009年中后期，而是发生在美国GDP增长率和就业率等重要经济指标好转的2011年，主要是因为社会运动的发生需要具体的社会条件，其中3项重要条件到2011年才成熟。

　　首先，2011年之前，左翼民众对通过常规政府过程改善普通民众生活状况抱有相当的期望，这种期望在3年之间逐步幻灭，展开政治抗争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一方面，富裕阶层成为救市和经济刺激等各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加剧，2009年中期以来低就业复苏问题严重，一些社会支出在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普遍持续恶化下面临缩减危险，不断加剧左翼民众对奥巴马及其民主党政府的幻灭感。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美国政治大幅度右翼回潮， 2010年中期选举形成政府右摆，茶党运动兴起加剧社会舆论右倾，加深了左翼民众对常规政策的忧虑。

　　其次，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和西班牙抗议运动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社会运动方式，鼓舞了美国左翼民众开展社会运动的信心。“广告克星”在2011年7月13日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号召，在技术上基本的想法就是结合埃及的占领方式和西班牙起义的大会决策方法。 2011年夏天在纽约市最初策划抗议运动的30多人当中，不仅有参加了纽约市反对削减预算行动的当地人，也有刚参加过埃及、西班牙和希腊社会运动的外国人。运动实施过程中也不断与西班牙抗议者交流想法和具体战术。

　　再次，2011年6月纽约市发生的反对削减预算的抗议活动，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发生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动员基础。 6月16日，纽约市发生了纽约人反预算削减行动，纽约市一些小群体为反对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削减预算的提案，在市政厅附近露营3周进行抗议。尽管核心成员只有几十人，但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锻炼了队伍，进行了预演。反削减预算抗议结束后，行动积极分子建立了大会以及多个委员会和工作群，把占领华尔街运动从“广告克星”的网上声音落实为具体行动。此外，美国其他一些地方在2011年发生的反对削减预算的抗议活动，也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这些地方的扩散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动员基础。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运动资源将一直存在下去

　　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11月15日纽约市警察局清理祖科迪公园之后很快走向低谷，不仅抗议活动随着天气转冷和新年到来迅速沉寂，而且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很快下滑。2011年11月底和12月上旬分别开始，至2012年5月底，该运动再没有进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最关注的事项之列。

　　但运动衰落的原因既不是社会条件不足，也不是运动资源匮乏。首先，运动开展依然存在有利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并没有、近期也很难在没有社会运动压力之下落实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有力政策措施，社会中对左翼运动的基本需求依然存在。相反，美国社会对增加富豪阶层税负的进一步关注，以及反恐战争经费锐减和美国经济状况好转，为运动获得政策影响提供了更有利的社会条件。其次，运动开展在资金和组织支持方面都具备良好的资源动员条件。一方面，运动经费匮乏的局面随着本·科恩等商界人士组建 “运动资源群”并展开捐助而得以扭转，另一方面由大会、轮辐理事会、各委员会和工作群组成的网状组织体系并未消失，一部分积极分子仍然保持密切沟通和活动。

　　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采取正确的运动策略，其坚持不动员参与选举、不提出具体政策要求的原则，使得运动因为缺乏激励参与者的具体目标而难以维持。首先，运动没有适时进行方式转变，从占领现实空间转向占领投票箱。占领现实空间的方式随着运动开展受到相当质疑。美国某研究中心2011年底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尽管总体上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比反对的人更多，比例达到44%对35%，但是对运动形式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者，分别是49%和29%。如果运动转向占领投票箱，尤其是在左翼力量较强的地方占领地方选举的投票箱，很可能会因为存在成功的希望增强左翼力量的社会影响力，甚至把相当数量的左翼政治冷漠分子带入常规政治生活当中。其次，运动坚持强调1%对99%的简单社会划分，而没有转向提出公众支持率较高的政策诉求，难以引起公众认同。这份民意调查显示，58%的受访者反对把美国社会简单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两大群体，如果非选择不可的话，把自己归为有产者的受访者为46%，比把自己归为无产者的人（39%）更多。上述民意调查也显示，在占领华尔街运动进行近3个月之后，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为40%，比2010年4月下旬37%的调查结果略有增长。这也说明，美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尽管尚不广泛，但也相当稳固。

　　王 欢（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