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大陆台籍老兵：日据时代寒苦童年 受骗当兵

　　【编者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或许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而对那些亲历战争的大陆台籍老兵来说，战争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真实滋味，概莫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

　　如今战争岁月已远去，但他们都在以自己方式，记录那个岁月发生的故事。中国新闻网台湾频道推出主题策划《战争与和平，台湾籍老兵的故事》，寻访曾参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台湾籍老兵，揭示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烙印。

　　中新网北京7月30日电（郭思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历史翻过新一页。那一天，有两位正在念华北军政大学的年轻台湾籍士兵站在观礼台。一位是台湾新竹高山泰雅族人田富达，一位是台湾苗栗人黄清旺。

　　同在彼时，台籍士兵徐兆麟正在上海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而曾参与过抗日战争的两位台籍士兵杨美华和何标，在1949年10月前后，分别赴福建和上海开展对台工作。

　　这个时刻，也迎来了台籍老兵的人生转折……

　　【台湾生活】日据时代寒苦童年，受骗当兵
　　寒苦童年

　　台湾高山泰雅族人田富达，原名尤明·巴都，1929年出生在新竹，现任台盟中央名誉主席，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

　　1936年，田富达7岁时，他父亲因伐木时从树上摔下来，背后脊骨摔断，导致卧床不起，此时，全家的生活重负都落到他母亲身上。8岁时，他母亲生下了他最小的弟弟，生计所迫，三天后就下床干活儿。

　　“那个时候是11月，生了(弟弟)第三天后，就到地里去挖红薯，要吃的啊！第三天她就病了，吐血三天，每天早上都吐一次，然后就不行了，血就吐不出来，卡住了。”田富达说到这，声音哽咽。

　　田富达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但由于生活环境差，老二、老三和老四(大姐)在他出生之前就夭折了，老六(妹妹)、老七和老八也先后夭折。田富达说：“妹妹5、6岁时，我记得我还背过她！”

　　那个岁月，祸不单行。10岁时，他父亲也去世了，他和大哥成了孤儿，便只有投靠舅舅家。他13岁才开始接受日本式教育。

　　比田富达大两岁的黄清旺，1927年出生在台湾苗栗，曾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闽南话播音员。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同年出席开国大典。

　　“那个时候非常苦啊！”他说，“种水田是挺累的！家里的这些农活儿干完了，还到外面干零活儿去，什么都干，15、16岁就要干大人的活儿。”

　　黄清旺12岁才上小学，在四年级时，就是上午读书，下午四点多就要干活儿去。“我们那里有火车站，仓库里有米，需要搬到车厢，一包一分钱。我就去背米，一天能够挣到7、8分钱。从四年级开始，我就自己挣学费。”

　　与田富达是新竹同乡的徐兆麟，1931年生，原全国台联会副会长，台籍老兵返乡协进会会长。

　　他生活在一个采樟脑的普通家庭，由于樟脑是日本专卖局管的，对台湾采樟人压榨的很厉害。“当时，我父母的劳动报酬去养不活一家人，我有3个妹妹在我近学校读书前，先后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

　　他7岁时，他父亲改行当了林业工人，母亲靠打零工养活他和他哥哥。但因林业工人经常迁移，而他和他哥哥又在宜兰县三星镇读书。有一次，父母被要求迁移到花莲县林场，怕他们难过，就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让别人转告他们找工头家寄宿。

　　“工头说我父母不在他们林场干活了，我们在工头家住了十几天就被赶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了流浪儿。”徐兆麟说。

　　后来，他哥哥有个同学，把他们的遭遇给他母亲说了，同学的母亲收留了他们。徐兆麟说，“这位大娘心底非常善良，家是中甘蔗园的，是一个寡母，我会记住她一辈子的。”

　　求学经历

　　1939年，徐兆麟曾在苗栗县大湖公学校读了一年级，但2、3个月后，便转到宜兰县三星公学校。“从三星镇山区林场到学校要走很远的路程，我和哥哥每天都是早上5点起床，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赶到森林火车站，天微亮时，乘上火车到三星公学校上学。”

　　徐兆麟说，“学生乘森林火车不要钱，但每天往返要耗5个小时，而且又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对一个小学生来说，那是相当辛苦的。”

　　1940年秋天，徐兆麟家举家搬回新竹县竹东镇。1945年暑假前，将从昭和国民学校(台湾光复后改名为中山学校)小学毕业。由于美国飞机经常轰炸，他们跑警报是常事，但毕业典礼还是如期举行。

　　“我爷爷去参加了典礼，我是我那一届150多名毕业生中三名优等生之一，校长亲自给颁发了优等生奖状，我领取奖状后，爷爷非常高兴。”徐兆麟说。

　　后来，当徐兆麟不辞而别参军后，爷爷非常思念他，一直保存着这张优等生奖状。直到临终前，还将这张奖状交给徐兆麟的嫂子，说他相信孙子一定会回来的。当徐兆麟阔别42年后回到故乡，可是与爷爷已天人永隔，当嫂子把奖状交给他时，他手一直在发抖，泪水忍不住直流……

　　杨美华，1924年生于台湾高雄市，一个抗战台籍女兵。21岁时怀着一颗爱国心，不顾在日本留学的学历，决定奔赴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后曾执教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是一所专为日本人办的公立女子中学，台湾学生很少。“有一件事事情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在校期间，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被同学们选举当级长(班主席)，但被学校当局否定了，理由是我为台湾人，没有这个资格，我感到屈辱气愤！同样是人，为什么台湾人比日本人低一等？”

　　1941年，杨美华高中毕业后到日本女子牙科学院求学，“学医并不是出自我的意愿，当时台湾人到日本求学，十有八九学医，学成回去开业可以有个靠得住的饭碗。”杨美华说。

　　在日本几年求学中，她认识许多台湾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台湾向何处去”以及人生的价值问题。她除了看医学、哲学书籍外，还通过同学秘密借阅进步书籍。

　　杨美华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写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这本书，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这本书里列举了大量数据，从历史到现实，分析了日本掠夺太台湾的事实。”

　　之后，她的思路逐步清晰起来，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是台湾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唯一出路。“我决心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现实我的人生价值。”

　　受骗当兵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台湾整个经济都垮了，工厂都倒闭了，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学校读书。田富达也失学了，需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因此到处找活儿。有一次，他和他表姐夫的弟弟去台北找活儿，当时跟一个煤矿老板谈好了，说是过段时间再过来上班。

　　在从台北回新竹的路上，他们看到当时国民党募兵的布告，由于不懂汉语，只能通过汉族同胞讲述，“第一条是月工资3000块(老台币)；第二条是学"国语"学国文；第三条是保卫台湾，哪里都不去；第四条是当两年兵，保证介绍工作……”

　　“别的我不懂了，但是3000块吸引力很大。”田富达说，“然后就回家跟舅舅商量，因为父母都不在了，舅舅就是我的保护人。取得舅舅的同意以后，我大概两三天以后就当兵去了。那个亲戚也没有回家，我们就一块当兵去了。”

　　当时，他们去当兵都没什么东西可带的，一身衣服就去了。到部队后，就是军事训练，通过训练的规则和武器的名称等来学汉语。“他(国民党)说的上学是骗人的，3000块也是骗人的。”

　　“刚开始觉得有3000块是很不错的，但过了一个月没有，第二个月也没有，第三月还是没有。有人就问，怎么还没有发钱？有人就说，你们还没有正式当兵啊！这时候汉族同胞就受不了了，开始开小差，我们高山族不懂啊！在家过得是原始生活。”田富达回忆到这，不禁历尽沧桑地笑起来。

　　那时候，在台湾生活的汉族同胞也非常苦，家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儿，国民党部队也没有钱发，就开始逃跑。有的人被抓回来后，就被毒打一顿。“我虽然没有领到3000块，但也没有跑的动机，因为高山族那时候生活比较简单，脑子也比较简单。”

　　三个月之后，他们每个月能领到200、300块关币(老台币)，多的时候能够拿到500块。“关币是什么呢？当时中国大陆这边都是用袁大头的，但蒋介石为剥削老百姓，收入更多的财富，在上海搞了那么个东西。关币很不值钱，特别是物价上涨以后，就更不值钱了。”

　　与田富达一样，黄清旺当兵也是被骗了。但与田富达不同的是，1945年除，黄清旺18岁小学毕业后，就被征去当日本兵，“他们(日本人)一个单子下来，你不去不行啊！”

　　日本投降以后，黄清旺到处找工作。当时国民党为了招兵，到处贴广告，还派一些兵到社会上去演说。演说的内容都说，大家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了，现在回到祖国了，就应该报效祖国。“那个时候，我看的布告是说2000块，也不知道2000块有多大。”

　　当黄清旺他们这些台湾籍士兵进军营时，从大陆去的老兵都在笑。黄清旺心里暗想，为什么我们进来，他们怎么都在笑。后来问老兵他们笑什么，老兵就问黄清旺怎么进军营的？黄清旺说不是有2000块吗？老兵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啊。

　　刚开始三个月，也是一分钱也没有发。过了几个月后，发了2000块给他们，“那个时候是老台币，后来我拿到外面去买东西，就只买了27包烟，就没了！”黄清旺苦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