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他会回到耶路撒冷

　　苏哈：他会回到耶路撒冷

　　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曾达成协议，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但随着阿拉法特遗物检测报告的公开，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再次站在同一阵营。

　　本刊记者/苏洁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2004年11月11日，法国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陪同苏哈·阿拉法特参加在巴黎西郊维拉库布莱机场举行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遗体告别仪式。

　　“她是个果敢的女人，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苏哈。

　　2008年，为了拍摄系列纪录片《王者的代价》中记录阿拉法特生平的第一部，乔安娜找到了苏哈。

　　“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找了不少中间人。开始苏哈不愿接受采访，但当我们表示会用公正的态度拍摄纪录片时，她答应了。她的理由是，需要有人客观地记录那段历史。”乔安娜·娜塔西加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者的代价》是由独立电影公司“水平尺”拍摄的系列纪录片，记录一些有争议的国家领导人的别样人生，计划拍摄12集。

　　对苏哈的采访连续进行了三天。苏哈聊了很多，从与阿拉法特的相遇、女儿的出生、聊到自己在加沙的生活。乔安娜很难说清，在这三天里，她对苏哈的情绪产生了多少次的起伏变化。

　　“她始终知道自己是第二位的。”说到这里，乔安娜的语气中带着些许同情，“她的婚姻不同于一般人，尽管是出生在富裕银行世家的天之骄女，很多时候，她是在委曲求全。她和其他第一夫人完全不同，不会像她们那样娴熟地应对媒体，她的真性情让她显得格外真实。”

　　18个月后，乔安娜的团队完成了《王者的代价》中阿拉法特部分的拍摄，苏哈还特意去了趟伦敦看他们。2012年初，纪录片问世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一年竟是阿拉法特之死风波再起的一年。

　　苏哈在接受《王者的代价》采访后，又参与到了半岛电视台关于阿拉法特纪录片的拍摄中。而这次拍摄，带给她大大超出预料的收获。

　　苏哈改变了阿拉法特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初拒绝对阿拉法特进行尸检的苏哈，会在8年后把丈夫的遗物拿出来检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的逝世，还有葬礼。人处在巨大的震惊中，根本想不到要尸检。”在回忆当年为何没有要求尸检时，苏哈说了这样一番话。

　　离开阿拉法特的日子，苏哈并未再嫁。她曾公开表示，“阿拉法特是我一生中唯一深爱的男人，我将终生为他而活着。”

　　和阿拉法特一路走来的人，不会忘记1974年11月13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更不会忘记他的那句，“我带着橄榄枝和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那一年的阿拉法特45岁。那时候的他，依旧抱持着终身不娶的观念。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凡人，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但是我知道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与我共患难是不公平的。”

　　直到阿拉法特遇到苏哈。1988年，二人在突尼斯巴解总部相识，那时苏哈只有22岁。第二年，阿拉法特访问法国，负责礼宾和翻译的苏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苏哈为阿拉法特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巴黎，在他身边做机要通讯工作。

　　1991年秋天，两个人最终走进了婚姻。苏哈出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名门望族，婚后随夫改信伊斯兰教。1995年7月24日，阿拉法特和苏哈的女儿在巴黎诞生，取阿拉法特母亲之名扎赫瓦，意为希望和美丽。

　　有报道说，苏哈曾创立救助组织，致力于提高巴勒斯坦妇女社会地位。但她开着宝马车在难民区巡游的举动，引起很大争议。

　　晚年的阿拉法特过着长期被监禁的生活。2001年，以色列军队入侵拉姆安拉，并将阿拉法特“围困”在官邸中。以方指责阿拉法特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随后将阿拉法特软禁。

　　然而，遭巴勒斯坦人诟病的是，苏哈在这个时期并没有陪在丈夫身边，而是依旧在巴黎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直到阿拉法特病危，苏哈力排众议，把丈夫接到巴黎治病。从阿拉法特入院第一天起，苏哈就掌握了发布丈夫病情的权力，直到阿拉法特逝世，苏哈始终陪在丈夫身边。

　　“她绑架了领袖。这是很多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在加沙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为多家外媒在巴以地区采访提供翻译。

　　2007年，阿拉法特逝世的第三年，他的遗体被移送到了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纪念馆”中。巴勒斯坦人潮水般地涌来，苏哈的身影却没有出现。她传来了一句话：“总有一天，我的丈夫会回到耶路撒冷，那是他的遗愿，耶路撒冷才是他的长眠之地。”

　　“很多巴勒斯坦人并不认为苏哈是‘第一夫人’。阿拉法特曾说自己会为国家战斗，不会过婚姻生活。但苏哈改变了他。很多人怀疑她嫁给阿拉法特的动机。也有人指责，在阿拉法特病重的时候，她想把阿拉法特据为己有，赢得更多利益。”穆罕默德·马斯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苏哈曾在2006年加入突尼斯籍，2007年与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妻子联合创立“迦太基国际学校”，几个月后两人就分道扬镳。同年，苏哈的突尼斯国籍遭剥夺，官方文件并没有透露做这个决定的原因。

　　她后来又移居马耳他，也常居法国。

　　没有被告的诉讼

　　2012年7月初的一天，忙碌的费舍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接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电话，对方简单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立刻决定接手这个案子。

　　打电话来的人，正是苏哈。她说，请律师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调查丈夫的真正死因。

　　费舍尔-苏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成立27年的律所，在巴黎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尤其擅长商业和犯罪类官司。而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他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国，同时，他们在中东、非洲和美国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关系网络。这样的背景，足以让苏哈放心地把案子交给这家公司的合伙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

　　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7月31日，一份没有被告的起诉书递交到位于巴黎西郊的南泰尔法院。作为彼埃尔·奥利维尔·苏尔的助理律师，杰西卡·费奈尔这一个月的时间几乎都在忙于准备相关材料。

　　“因为苏哈女士始终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提请法院批准成立调查组，调查阿拉法特的真正死因。但因为没有具体的指控对象，所以这次诉讼是没有被告的。”杰西卡·费奈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准备诉讼阶段，苏哈一直与律师事务所保持联系，并希望案子能尽快进入下一阶段。对于诉讼的结果，杰西卡·费奈尔表示自己不敢断言，“等待诉讼结果的周期或许会很长，也许几个月，甚至可能更久。法官将决定是否成立调查组，或者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驳回我们的请求。”

　　最近，阿拉法特墓地附近增加了巡逻的安保人员。巴民族权力机构担心有人强行挖掘坟墓进行尸检，不得不加强防范。可在苏哈看来，巴民族权力机构做得远远不够。

　　苏哈曾表示，之所以选择与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接洽遗物检测事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权力机构成立的阿拉法特死因调查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

　　事实上，这些年来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不断。苏哈曾指责阿拉法特的随从贪污，而她自己则被批评为生活奢侈、爱炫耀。阿拉法特病危之际，苏哈曾公开批评巴权力机构要“活埋”自己的丈夫。

　　在阿拉法特逝世后，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达成协议，后者向苏哈一次性提供2000万美元，并每月付给母女俩3.5万欧元的生活费。作为交换条件，苏哈不得再参与政治事务，不得公开发表政治言论。

　　随着检测报告的公开，苏哈与巴民族权力机构不得不再次站在同一阵营。“我知道要将死因调查清楚非常困难,但巴勒斯坦人民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应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揭露真相,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将因此而获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苏哈不忘赞扬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几句，表示对他支持调查阿拉法特真正死因的满意。她知道，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的力量，都不足以推动真相尽快水落石出，唯有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