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接受专访。
沈家善 摄
本报记者 姜小玲 施晨露
“没有新作,一个作家就没有发言权。”昨天上午,在上海书展系列活动之前,作家莫言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表示。且不说过去的《红高粱》系列,新世纪以来的《檀香刑》等几乎每部新作出手都会引来关注,长篇《蛙》去年又获茅盾奖这位以恣肆想象力著称的作家,“没有新作”真让记者略感意外。
不过,继2009年出版的《蛙》之后,莫言的确近三年没有新作问世。
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许多人都说《蛙》显出了一个不同的莫言,“我以往的小说比较强调变形、夸张、天马行空,写起来也畅快。但《蛙》与现实密切相关,是刚刚乃至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它也可以用我擅长的方式写,但我觉得不般配。所以,不玩技巧、不耍花招,就老老实实、一笔一画去逼近人物和故事。”这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作品,在出版初期甚至显得有些 “冒险”。听到如此评价,莫言沉吟片刻道:“确实……但你看现在,越来越多地听闻这样的事件……”
其实,从《天堂蒜薹之歌》到《四十一炮》,莫言并不总是生活在充满魔幻色彩的 “高密东北乡”,作品中对于现实的关注从未间断过。他认为,小说家不应该回避社会生活,这既是小说家的良心,也是创作的必然需求。同时,求变求新是艺术家的本能,不能老是重复自己。《蛙》之后迟迟没有动笔写新作,莫言说,正是出于对“新”的不自信。
“生活是千百万人、千百万种个性,小说家必须要在这千百万种个性所汇成的洪流中游泳、呼吸、搏杀,才能使小说新起来。别人夸我的想象力,但我不能吃老本。小说家不能永远依赖有限的个人经验,要调动所有器官去感受外部世界稍微震颤,就有反应。现在年纪大了,对外界迟钝了,对新的生活了解太少了。如果不新,我宁可不写。”说到这里,莫言笑了,“当然,我努力想拆掉年龄的墙壁。但你有交流的热情,别人却未必有同等的愿望。”
莫言说,“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年龄段也应该产生每个年龄段代表性的作家。80后、90后作家写他们的同龄人,一定比我写得好。”记者问,“那您能坦然接受随着年龄增长,作为一个年龄段的作家慢慢退出主流?”莫言大笑道:“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主流了。退出舞台的中心,逐渐边缘化,我不仅接受,也很满意这种状态。年轻时还有这样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包罗万象,但现在,我更想通过写作寻找知音。就像站在枯枝上的老鸟,寻求一样老的鸟,听我唱歌。”
现在,哪怕是手头写了一些短篇,莫言也要放一段时间再修改,并不急于发表。与这位当代小说家的代表性人物道别时,我们还是忍不住追问“下一部”。莫言坦率回答,好几个作品都在同时构思,但还没有十足把握,不敢轻易动笔。“上一次来上海书展,我说要写一部战争题材,但到现在也没写出来。所以,不敢预告了,怕成了空炮。我想,读者对我的期待不止是一部新作品,更是一部好作品。”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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