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装备有舰载直升机的中国渔政310船驶离广州码头。该渔政船的正式入列使用，标志着 我国渔政执法已从单一海上执法走向海空结合的立体执法时代
钓鱼岛的国际政治地理
李鸿谷
11月20日，在钓鱼岛海域执行护渔维权任务的中国渔政310船与201船组成编队，不顾日本巡逻船拦截，顺利完成绕钓鱼岛巡航一圈之举，以此行明确彰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我们今后将在该海域展开常态化巡航。”这艘中国渔政310船引人注目，它的船舷上，挂着鲜明的标示：“维护祖国海洋权益，保护我国渔民利益。”日本媒体随即这样关注这艘中国最先进的渔政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渔政310”被称为“确保海洋及渔业权益的新型有力武器”，可以肯定：(中国方面)是以保护渔船为由，以此对这一带水域的监视活动常态化。
钓鱼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什么时候、为什么就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一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疑问。追索这个问题，我们就注意到：一旦涉及这片海域出现的问题，日本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解决之道就是：请求美国介入，强调所谓的“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背后，美国的强大只是最表面的原因；更实质之处在于，“二战”结束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在被确认的过程中，人为构成了一系列源头性矛盾。钓鱼岛的领土问题只是其中之一。由此，弄清钓鱼岛问题复杂化的根源，必须回到地缘国际政治的历史现场，去体会其中引人深思的因素。
日本方面认定传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属琉球，其实依据只在1953年，时任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 A.D.Ogden)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单方面将钓鱼岛粗暴划进琉球的“第27号令”。之后，美国方面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又不顾中国政府的立场，仍然有意识坚持将当年的错划一并“归还”了日本。这个历史事实说明，钓鱼岛问题，表面看源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实际上，它涉及美国对战后亚洲格局的“大国治理”安排。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复杂化，其实一直与美国的亚洲战略有关。仔细观察，其实，大卫·奥格登所谓的“第27号令”发布后相当长时间，直到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期第8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的地图中，还没有所谓“尖阁列岛”的标注。根本性变化始于1970年8月31日，美国监督下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的所谓《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政府由此开始，才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它的背景，正是“埃默里报告”的发布。
通观“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粗略而计，历经了两次重大变动，其一是尼克松的“关岛主义”，以收缩为主体表现；其二就是现在奥巴马的“重回亚洲”现在，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7%，美国前10位贸易伙伴中有5位来自亚洲。况且，亚洲有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三位的中国与日本，还有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经济主导下的美国“回归”，如果只是经济的数理分析，仍然无法理解东亚与东南亚的格局变动，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即使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下，亦将展现其内在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冲突这才是我们理解钓鱼岛，以及东亚种种事端必须建立的观察背景。
所以，钓鱼岛事件或许是我们见微知著最好的例证。
文章目录：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顺着中国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这一思路，如果蒋介石当年应诺收回琉球群岛，则从源头上终结了任何争议这当然是普通读史者的想象与扼腕叹息之处。但是，无论琉球群岛，还是钓鱼岛，是一个自然地理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甚至不是历史地理，按历史地理论，钓鱼岛属于中国毫无异议。为什么起波澜？我们则应回到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地理问题。
登上钓鱼岛：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纵使时光飞逝，依旧激动人心。
保钓运动的起源
“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地区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当时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台湾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讲述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顺着中国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这一思路，如果蒋介石当年应诺收回琉球群岛，则从源头上终结了任何争议这当然是普通读史者的想象与扼腕叹息之处。但是，无论琉球群岛，还是钓鱼岛，是一个自然地理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甚至不是历史地理，按历史地理论，钓鱼岛属于中国毫无异议。为什么起波澜？我们则应回到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地理问题。
李鸿谷
蒋介石的选择
罗斯福：中国对于日本北部(南部)的那些岛屿的处理有何意见？
蒋介石：阁下是否指琉球群岛而言？中国暂时不欲将琉球群岛收回，只希望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琉球由国际共管比较由中国管理为妥。
这是从美国外交档案与中华民国档案，由记录体转换而成最接近现场可能的对话。1943年，开罗会议，罗斯福与蒋介石讨论琉球问题在钓鱼岛事件连绵不绝的争议与冲突过程中，研究者探根溯源，认定这一事件的源头性“失误”，是蒋介石当年没有收回琉球。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听从罗斯福的建议？有研究者抄回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刚刚公开不久的蒋介石当年对这一事件记载的日记(1943年11月23日)：
七时半应罗总统之宴，直谈到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而今晚所谈之要旨，一、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三、谈领土问题，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也……
蒋介石对琉球归属的考虑，并非仓促应对。赴开罗前，他在日记里曾记录(1943年11月15日)：
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而暹罗独立问题乃应由我提出也。
这显然是一个完整的有因果链的历史片断。后世读史，以原始材料为介质力求进入历史现场之际，不免仍带有后人的疑惑。比如这一事件，蒋介石为什么会放弃这一机会？这是一个真实的机会吗？
以时间为轴的历史演进，因果而循，环环相扣，容不得仍在历史进化当中的读史者质疑。但那些原始材料里，仍有一些片断，犹如拉开的门缝，如果由此深入，则可让我们在一窥当事人现场逻辑的同时，理解历史逻辑。蒋介石的这个片断，正如已然透出光亮的门缝。
琉球群岛与钓鱼岛
琉球群岛，日本称为冲绳。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与钓鱼岛并无关系。
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为一体，仅仅始自1953年12月25日。这一天，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 A.D.Ogden)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其中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北纬24度、东经13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一区域划分，中国钓鱼岛的地理位置，正在这一范围内。中国的钓鱼岛，由此“成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
这种区域划定，当然是美国琉球当局单方面对钓鱼岛列屿的非法侵占，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只是回到历史现场，大卫·奥格登发布“第27号令”之后相当长时间，即使日本，亦未有基本关注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期第8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的地图中，就只标注有日本南西诸岛，而根本没有所谓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直到1969年5月5日，日本政府也没有在钓鱼岛列屿建立任何具有“管辖形迹”或曰领土意识的标志。
琉球与钓鱼岛形成强关系，核心的年份当然是1969年。这一年5月28日，在基辛格写的备忘录里记录：尼克松同意1972年归还琉球……
一国领土之变更，尤其像归还国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重大事件。钓鱼岛屿是否可以包含在归还日本的领土琉球群岛之内？中国的领土是否可以由美国人归还给日本？这自然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了，此一事件争端遂起，延续至今。这一问题，在日本方面看来，自是当然。他们提供的“最强有力”证据，即大卫·奥格登代表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地理界线”。
顺着中国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这一思路，如果蒋介石当年应诺收回琉球群岛，则从源头上终结了任何争议这当然是普通读史者的想象与扼腕叹息之处。但是，无论琉球群岛，还是钓鱼岛，是一个自然地理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甚至不是历史地理，按历史地理论，钓鱼岛属于中国毫无异议。为什么起波澜？我们则应回到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地理问题。蒋介石当年的进退与取舍，拉开门缝，进入其间，所能发现的因果与逻辑，仍非自然与历史地理，而是国际政治地理。钓鱼岛延绵不绝的争议，很直白也很戏剧地将这一系列因素，亦即领土问题的实质串联起来。只是这背后种种，未必那么容易被人知晓。这是我们思考并发现钓鱼岛关键的所在。
大国与中国
罗斯福询问蒋介石是否收回琉球，是一种真实的想法，还是一种试探？1943年7月，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提交给罗斯福对琉球的处理方案有三个选择：交予中国托管；置于国际组织管制之下；择机返还日本。显然，与蒋介石会晤前，罗斯福所持有的对琉球的基本判断与设想，相信他可能倾向于将其交还给中国。这个机会看上去很真实。
但是，蒋介石应诺接受与否，只是一个重要变量而已，决定罗斯福的选择，这并非唯一因素，更非关键因素。正在开罗会议期间这只不过是战后国际格局划定最初步的一次会议，这个时候，美国军方对琉球的战略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估，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制定的JSC570/40文件里，称琉球群岛对赢得战争胜利、战后控制日本、捍卫美国安全利益以及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稍后，美国参联会提交了更为明确的主张(JSC570/50)：“北纬31度以南、九州至台湾之间的所有岛屿，全部作为战略区域实行托管统治。”1946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琉球、小笠原群岛、原日本托管统治区域置于美国的战略托管之下，并将此方案向联合国提出。至此，琉球未来走势的格局初定。
设想即使蒋介石应诺了罗斯福，是否就会获得收回由清政府手里失去的琉球群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获得参加开罗会议资格，讨论战后格局，无论对于当年的中国还是蒋介石，都具有重大价值。但是，现实的残酷性在于，蒋介石的机会来自罗斯福的安排与坚持当时英国与苏联，并不完全接纳中国成为“大国”成员。罗斯福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学家将罗斯福的战后全球的安排定义为“大国治理”即依靠大国的“警察”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在论及开罗与德黑兰这两次会议时，罗斯福的说法广为引用：“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但回到国家利益的角度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文件集》论及对华政策，极其坦率：“我们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感情制定的，它是根据开明的民族利己主义制定的，其动机是出于国际安全和福利的考虑。”
中国参与战后“四大国”，对于美国价值何在？汤普金·波林在其《美俄在远东的关系》里解释这一时刻的远东，提供了一个颇具解释力的“权力真空论”：“德、日的崩溃留下了一个无法阻止的真空。中国，这一亚洲权力的直接继承人，由于多年为夺取遗产而不断地冲突，绝望地被卷入自身的政治矛盾，遭到极大的损失。英国和法国被全球斗争所削弱，不会再有力量或财源在欧洲或亚洲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联合国是一个刚诞生的组织，尚无足够的力量去抵制混乱的腐蚀之风。因而，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被无情地吸入到这一权力真空。”
渴望成为权力真空的主人，以“四大国”合作为基础除了英美的特殊关系以及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之外，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也是美国所能依靠的“忠实伙伴”，这样就会对苏联保持三比一的优势。显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以及远东战略，前提是美国战后世界的总战略。
开罗会议所获，超过蒋介石所设想。在其日记，开罗会议后的“上周反省录”(蒋每周、每月、每年在日记里插入反省录)中写道：“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岛已经失去50年或12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英美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然今后若不自我努力奋勉，则一纸空文，仍未足凭尔。”他的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领土问题，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等被日本掠夺之中国领土与琉球群岛比较，价值重点孰先孰后，在蒋介石那里，排序明确。
当时，中国虽然成为“四大国”之一，却是大国中的弱国，能够为自己争取领土的能力有限，而且同时还需仰察美国意图之真伪，这当然无奈。而且，中国的“大国”资格，前提是罗斯福的设计与美国的战略，但这并非定数而是变数，得失之间，转换迅速。
雅尔塔定局与朝鲜战争变局
大国决定战后世界格局，这是“二战”后“大国治理”之根本。未来的全球格局，当然首要的是领土问题。理解领土问题比如钓鱼岛之争端，如果失去结构形成之初的观察，所有的讨论将无本亦无源。所幸，中国成为当时的“大国”。
只是，这种大国地位，过于脆弱。
确定战后格局的关键，系雅尔塔会议。而正是此次会议，中国的领土被侵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秘密签订：1.维持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邻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这一密约，更改了先前开罗会议的声明，对中国领土主权多有损害甚至是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的私相授受。大国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前提呢？
理解它，只能回到真正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观察。罗斯福的英国、中国加美国三对一(苏联)的设想，在保持美国主导未来世界的前提下，实则已包含意识形态之争的内在结构。但是，这么明显的一种非均衡的大国治理结构安排，岂能容易。
1943年10月开罗会议之前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斯大林就要美国国务卿赫尔转告罗斯福，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亲自向罗斯福肯定了这个承诺。当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后来国会听证会上陈述：“实际上，我深信，希特勒一旦被打败，即使我们不要他参加远东对日作战，我们也是办不到的。”更严重的是，站在美国的国家立场上，哈里曼说：“存在的巨大的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的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正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
此种危险下，哈里曼回忆罗斯福的选择：“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化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研究者周希奋细析这一时期历史材料，感叹：如果以此而使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共产党，就可以借此遏制共产党在远东的发展，对战后可能涌现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将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从长远说，中国之倒向美国一边而不是倒向苏联，将直接影响到战后远东的力量对比，是美国能否实现其远东未来战略的关键。
那么，罗斯福要做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美国毫无损失，只是用中国的主权做交换，达成了这场一本万利的交易而已。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这场美苏安排里，并没有发言权。
任何战争的起因，都含有领土变更之内在需求；同理，战争终结，领土的重新划分与确认亦为关键。雅尔塔果真是定局？历史未必由强人设计。
1949年10月1日，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当然是种变局，而更起决定作用的变局朝鲜战争，不久开战。
蒋介石的“大国”既已经出局，这其实考验的是美国。美国是否需要保护已经退守至台湾的蒋介石及其政府，在一段时间里是摇摆的。很简单，从美国军方的角度看，中国研究者沈志华检索美国已公开的军方文件1949年2月10日，美国参联会提供的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
美国此时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美国军方与国务院对台湾价值的不同认识。沈志华梳理材料分析：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而国务院提出的核心问题则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
基于美军的军事能力无力在台湾投入大量部队，又有国务院这一另开新面的“楔子战略”，因而，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谈话声明：美国已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停止军事援蒋，不干预台湾问题。同时亦将从朝鲜撤军。
杜鲁门宣布美国的新政策之际，正是毛泽东访问苏联，欲与斯大林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当口。毛泽东希望通过双方谈判，改变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私下交易拿回苏联当年所获得的中国利益。这当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对这一时刻精彩的分析来自细研这一时期各方解密档案的沈志华，他说：“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楔子战略’)早有警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有所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做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中国“一边倒”，倒向了苏联，美国的“楔子战略”失败。于是，朝鲜战争开战，美国迅速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出兵朝鲜，陈兵台湾。
大国的角色身份由此变换，亚洲“冷战”格局无可避免。这一战后结构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走向，时至今日，大多领土争端亦可由此寻其起源。领土问题的核心，系大国尤其是美国治理(控制)蒋介石曾经的得与失，正是这一铁律的说明而已。被问询琉球未来托管的那个故事，已是陈年旧事。
琉球群岛与千岛群岛
“二战”后的亚洲安排，由雅尔塔划定格局，经由朝鲜战争的重新调整，延续至今。那么，我们观察无论琉球还是钓鱼岛的领土问题，这是必须建立的基本坐标。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经由朝鲜战争一战，终于成型，细部的领土问题，在此框架下，渐次展开。
琉球群岛，即使在战争期间，就已经被美国军方认定为“一类基地区域”分析美国军方为何如此在意这一岛屿，华东师范大学陈波博士从“二战”的历史梳理出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特别是军方在‘二战’进行当中就一直坚持美国应将冲绳管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主张，究其根源是太平洋战争留下的惨痛教训。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对太平洋的制海和制空权‘再不要珍珠港事件’成为美军高级将领们在战争当中和后期进行战略设计的共识。”循此理路，战后将琉球交给蒋介石政府托管，断无可能。
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军方西太平洋岛屿链战略更见明确由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而至菲律宾群岛的“链锁”中，琉球群岛至为关键。
而且，朝鲜战争既起，位于琉球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成了B29的起降地，朝鲜半岛的若干军事设施因此而遭受美国空军打击，其军事价值更彰。之后，美国的核武器亦选择存放此处。将琉球群岛在政治上，亦在法律条约上完成美国占有，对于战胜国美国而言，并非难事。先前的《波茨坦公告》即已明确规定：“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之后，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邀请52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并签署《对日和约》，试图在国际法层面确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地区(即琉球群岛)实施“国际托管”的权利。和约第三款规定：“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琉球群岛，由此进入美国托管时期。
事关领土的国际法，以此例而观，只不过是大国划定的事后确认而已。
战败国日本之于美国，在领土的得失与取舍上，没有发言权。不过，雅尔塔会议曾确认的“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邻岛屿归还苏联；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此时却因美国和苏联的对峙，而面临新的局面。即使大国，领土之计较，已是机关算尽。
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1951年到日本商谈《对日和约》事宜，表示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毫无疑义应交与苏联，但日本方面提供了另一个可能，“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前提下，归还库页岛南部和交与千岛群岛；如果苏联不参加签署对日和约，希望将此条删除”。这是日本在自己领土即将因战败而失去之际，一个近乎无望的期待。但是，这却给了杜勒斯“做局”的机会。在此次赴日本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通称《三月草案》)里，规定：“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加入本项和约以前，都不能享有本约所规定的权利、权利根据和利益。”那么，据此款，如果苏联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就不能得到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暨南大学研究者崔丕研究揭示杜勒斯所编织的外交罗网：“这背后着美国不想给苏联以拒绝签署对日和约口实的险恶意图。”即使当年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亦在其回忆里描述他所亲聆杜勒斯的此番说明。
但是，任何阴谋皆有天然陷阱。稍后，杜勒斯亦发现这一罗网的缺陷所在，《美国对外关系》记录杜勒斯对英国外交官的分析：按此规定，对美国有两个不利之处。一是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媾和，它就不可能获得管辖上述岛屿的主权，仅仅占领上述岛屿，这样与日本缔结防务协定的美国就有可能被卷入日苏两国的领土纠纷之中。二是由于至今尚不能确定苏联是否对日媾和，如果给予苏联“直接利益”，参议院就可能拒绝批准和约。因此，杜勒斯最终的选择是，他提议：将有关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的规定与有关台湾、澎湖列岛的条款二者合一，日本放弃对上述岛屿的主权。至于千岛群岛的范围是否包括齿舞、色丹诸岛，日本宣布放弃千岛群岛主权后，谁是千岛群岛主权的所有国，则不做明确规定……
如此种种，杜勒斯真可谓机关算尽。站在自己国家战略的立场上而言，他的选择亦无可指摘，唯领土一事，系国家利益根本。而由此看来，美国即使在中国已与苏联结盟的前提之下，仍在亚洲占有优势地位；中国后来与苏联交恶，美国的这种优势则更显著。否则，当年杜勒斯也没有能力与条件给对峙的大国苏联“做局”。
理解现在日本与苏联的千岛群岛之争，这当然是未被广泛知晓的前因。而琉球群岛与钓鱼岛的种种关联，当然也可由此获得当年规则制定者的基本套路。
由琉球而冲绳
由“二战”后整体格局的变化及其底因，转入相对细部的领土变更，公允而言，琉球由美军占领而至归还日本，是有价值的案例。
于中国而言，琉球未必不是伤心事。李则芬在其《中日关系史》里论述：钓鱼岛列屿位于台湾与琉球群岛之间，明代《顺风相送》(1403)便有记载，但钓鱼岛列屿并不在历史上的琉球三十六岛之列。而历史上的琉球王国，却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臣服中国，封王朝贡，列为藩属。不过，明朝对琉球王国并未进行行政管理。入清以后，一依明例，琉球奉中国正朔，并受册封。但这个时候，琉球王国本土(即今之冲绳县境内)由于不断受到日本势力的侵袭和渗透，事实上已是“两属”。其内政完全受制于日人，只有每当清使将临时，在琉球的日本人才事先走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初年。
之后，1875年，日本政府派遣熊本镇台之兵进驻琉球，同时向琉球发布命令：禁止入贡中国，不准接受中国册封……李鸿章处理此事，其意“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由此，清廷坐视不救，听日灭之，断送了藩属中国500年的琉球国。
与清政府的“大度”相反，《波茨坦公告》刊布，琉球即将不保之际，日本便开始研究如何挽救其被盟军占领的领土。1947年7月26日，日本外相芦田均向美国国务院驻盟总政治顾问艾奇逊提交备忘录其中第七条婉转表示：“在决定《波茨坦公告》所言日本本土周围之其他小岛的范围时，希望充分考虑日本本土与这些岛屿间在历史、人文、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只不过，这份备忘录当天上午送达，下午艾奇逊即紧急约见芦田，退回备忘录，态度强硬。其时，日本天皇与首相也分别向美国当局提出领土问题，无例外均被拒绝。
在美国对日媾和的谈判里，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日本保有琉球和小笠原两群岛。在不得不托管时，希望止于最小限度的地区，日本为共同施政者，一俟解除托管，即归还日本。”种种努力下，旧金山的和会上，美国表示允许日本保留琉球、小笠原两群岛的残存主权。吉田茂当然兴奋：“以极大的喜悦接受……把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其他根据和约第三条应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的北纬29度以南各岛的主权留给日本。”
无论对正在与中国就钓鱼岛领土进行争议的日本，有着什么样的个人判断，日本人对领土的战略意图之清晰与坚持，都是值得重视的。作为国家战略之领土问题，不可不慎。
日本当然未止步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里的“残存主权”，从失去琉球开始，他们就开始一步步争取归还的努力。
变化在几个方面逐渐显示。1961年，负责琉球事务的美国陆军部副部长艾勒斯访问琉球，他的考察结果与美国高级专员卡拉维的意见完全相同。卡拉维认为：“琉球居民不满美军，主要因为琉球与日本本土的经济差距正在日益扩大；日本政府为了消除各县的财政差别，对贫困县实行相应资金援助政策。琉球居民认为，如果他们在日本政府管辖下，就可享受日本的援助，而在美国政府的管辖下就享受不到。因此，当务之急是争取提高美国的援助水平。”而与这一考察同时，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刚刚在美国与肯尼迪讨论并经美方同意：在琉球可悬挂日本国旗。此后日本方面亦加大了对琉球的援助力度，并在1964年至1965年财政年度预算中，援助额超过美国。对应来看，美国众议院对追加援助琉球预算，热心度有限，理由是：即使批准了陆军部的追加预算，也不能阻止日本要求返还琉球；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琉球与日本本土之间的差别本身不足为奇。
顽强地而且是一点点争取着琉球的回归，加之日本国力的强大在尼克松“关岛主义”，即调整主要是收缩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为核心的政策出台之际，1969年，日本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将琉球归还日本的谈判。
暨南大学教授崔丕爬梳各种材料发现：返还琉球施政权，包括所有驻日美军基地的维持、改善、转移等美军能够自由使用的费用，日本政府为得回琉球，成为自己的冲绳，要支付高达5.2亿美元。而这种支付，公开出来的数据与秘密的支付，差额竟达2亿美元。而这仅仅是为了防止日本国会拒绝批准，以及舆论指责“买回冲绳”事实上，正是如此。
钓鱼岛
强弱关系结构之下的美日关系，除了日本国力提升差距缩小之外，琉球的归还，仍未脱离大国治理的决定性力量控制。没有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归还问题，仍难有定数。
本涉及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的领土问题，破题的关键却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的调整，这很无奈，但却是现实。那么，这种三角关系的不对应之处在于：美国是整体性的亚洲战略调整，是国家对区域的政策安排变化；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应对美国的整体战略，则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调整。这种不对称关系，常常被忽视。如果说，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日本获得了解决琉球领土归还的关键问题，那么，尼克松的调整对应于与中国的关系，核心问题何在？
尼克松的亚洲战略变化对应于中国，其要旨在于：实现与中国的接触。而此刻也正是中国方面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之际，两厢结合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与基辛格启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11月14日，在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在表示欢迎尼克松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同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仍是领土问题，只不过它是台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里称：(当时)他的理解是中方对中美会谈所设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而美方则希望与中方探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间的所有问题。台湾问题，显然是中国方面的核心议题。
之后，中美双方高层高效运转起来。那么，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其技术性挑战是：如何处理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这成为美国当时必须应对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尼克松亚洲政策的调整，之于日本，其关键是日本长达20多年争取琉球归还成为自己的冲绳的机会，那么，对于中国政府，则是如何与美国建交，而对台湾当局，是联合国的位置是否可保以及如何保住，当然上升为最重要议题。在这一美国政策变动之下，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核心议题，并无交集。由此而观，钓鱼岛问题，正处于这种错开的结构之中。
非交集而且议题错开格局下的钓鱼岛，这个时候却发现其未来可能的石油价值，这一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岛屿的战略位置。1968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与日本学者新野弘联合12位专家，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之后完成的“埃默里报告”称：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而钓鱼岛，正在这片区域之间。
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在进入后“冷战”时期，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趋向，即：意识形态之争的地缘政治观，开始让位于能源与资源的价值观。而埃默里的报告，以及这份报告所揭示的钓鱼岛可能的价值，正是这种潮流的一种注释。
最早发现并报道日本对钓鱼岛兴趣的是意大利《罗马和平报》，1970年1月4日，该报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报道说：“联合国圈子里传说一件美国领袖最近与日本佐藤首相华府会谈的可耻事件，在琉球基地归还日本而尚未公布的正式协定中，美国屈从日本要求，将认为尖阁群岛(即钓鱼岛)是琉球岛的一部分。其实尖阁群岛一直属于中国，从未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的亚洲报告，该处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日本兴趣在此。”
钓鱼岛的价值确认，日本的动作亦极迅速。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在立法院的影响下，琉球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进而在9月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系统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首先一条，即当年由大卫·奥格登发表的“界线”。
领土问题，岂可如此单方向宣称，中日双方的争议无可避免。
1970年9月11日，即琉球政府发表钓鱼岛主权与大陆架资源开发权主张的次日，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表示：“外交部”已明告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列屿以及台湾以北大陆礁层资源探勘及开采问题，日本方面的主张我们不能同意。9月25日，台湾“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在“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表示：“我政府对钓鱼岛列屿之正当权益立场坚定，并决心全力维护。”
这年底，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美日反动派阴谋掠夺中朝海底资源》一文，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达到掠夺中国和朝鲜的海底石油资源的目的，竟玩弄了一套新的更为毒辣的手法，这就是把属于中朝两国的岛屿和领有权以及海底资源的所有权暂时‘搁置起来’或‘冻结起来’……甚至连日本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惊呼：‘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指出：“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些岛屿周围海域和其他邻近中国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容许他人染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权勘探和开采这些地区的海底资源。”1971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但是，回到日本宣示钓鱼岛屿主权时刻，却正是各自议程迥异之时对台湾地区，正值是否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而中国大陆刚刚接到美国方面意欲建立接触的口信，可重建中美关系，显然这都是更急迫更具压倒性的国家议题。在这种议题错开的结构里，日本找到了“抵抗乏力”的最佳时刻。
与政府应对相伴，1971年1月30日，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开展了一场保钓示威活动。民间保钓，由此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云涌。
大国问题
琉球群岛的归还而引发的钓鱼岛问题，因为中日争端，美国政府采取何种态度变得重要。
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斯塔尔也明确表示，美国“把从日本取得的对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决不会造成对任何潜在的领土主张的歧视……对群岛的任何冲突性的要求，需要牵涉此问题的各方谈判共同解决”。
美国方面的这一中立立场，持续到1996年，美国政府仍持有此种态度。当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发表声明：“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而美国驻日大使蒙戴尔对美国媒体表示：“日美安保条约不适用于钓鱼岛。”美国的中立选择，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大国治理(控制)的新式领土争端解决之道。
但是，日本并不准备在此道路上完成解决，而是希望延续“大国治理”惯例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后，日本要求将防卫承诺扩大到钓鱼岛。中国研究者郭永虎研究分析：“这是日本试图把美国拉入到钓鱼岛问题中来，并把这一点当做检验美国防卫承诺的‘试金石’。”果然，2001年12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表示：“钓鱼岛一旦受到攻击，美国有可能对日本提供支持。”之后，2004年3月23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利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终遂日本之愿。
2010年10月28日，夏威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又一次向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承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看来，美国决意介入钓鱼岛争端。
领土的大国治理(控制)，从1943年蒋介石到开罗与罗斯福讨论战后琉球安排开始，这一结构性控制模式，至今沿用。但是，与当年蒋介石“被大国”而参与战后治理并最终失去资格不同，67年之后，最重大的变化在于，大国中国不再徒有虚名。
这种变化，才是未来钓鱼岛争端解决的核心所在。
登上钓鱼岛：
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纵使时光飞逝，依旧激动人心。
主笔王鸿谅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
“浙玉渔1980”的航程
“浙玉渔1980”是一艘普通的单拖网渔船，140吨，300马力。2003年6月22日早晨，这艘船从浙江玉环坎门渔港出海，除了几名船员，还搭载着15名乘客。东海海域的伏季休渔期从6月14日持续到9月13日，这期间出海，自然和捕鱼无关。船长只知道，这些外地人愿意以租金1.8万元、另付油费1.3万元的价格包船，体验海上观光。休渔期的休闲渔业，算是渔民们补贴生活的一种方式。
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客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这是李南向本刊记者的描述。他祖籍湖南，在北京长大，从未出过海。15个人里，除了天津的张立昆，香港的罗就和曾海丰，其他人的海上经验几乎和李南一样苍白。户外运动教练福建人王喜强有先见，一上船就在船舷的栏杆之间拉上了两道粗绳索，抓着绳子，大家才能勉强在风浪中的甲板上行走。吐晕过去的博士生牛力丕感叹：“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次算是知道了。”
如此强烈的不适应，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前往200海里外的钓鱼岛宣示主权，才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此对应的时事背景，是钓鱼岛问题在2003年再起波澜，1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古贺家族后人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2256万日元的年租金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面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日本政府并没有中止这份一年一签的租赁合同。
怎么跟船长挑明，是个问题。当天傍晚，船突然停了，李南回忆：“船长过来，说附近有一艘渔政船，现在是休渔期，为了不引起麻烦，要先停一下。”可是停了很久，到晚饭时间也没动静，大家有些担心。“晚上20点，等不下去了，由冯锦华和虞海泽作为代表去驾驶舱找船长摊牌，告诉他这次出海是保钓。管财务的牛力丕身上带着3万块现金，随时等着船长开价。”此前，船主和船长最大的疑虑，只是担心他们是偷渡客，明明谈好了价钱，临到出海却反悔了，船价值30万元，虞海泽用自己价值40万元的“开拓者”越野车做了抵押，船主这才愿意。但他们为了登岛准备的快艇，还是有嫌疑，不许带上船。
船主并不出海，眼下的新情况，实在让船长有些犹豫。钓鱼岛在海图上的261海域，开渔期渔船的航向是鱼汛决定的，用渔民们的说法，就是“哪里海路好去哪里”。261海域盛产巴浪鱼，“海路好”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常常过去，所以船长们都很清楚那边的情况。“越来越容易碰到日本的巡逻舰了，运气好的时候，照样下网捕鱼；运气不好，就被日本军舰赶来赶去，连网都没法下。”李南他们能够理解，“讨生活不容易，普通渔民，谁愿意惹上麻烦”。好在船长最终被他们的热诚打动，下定决心：“去就去，我不怕日本人。”
晚上22点，渔船重新启动，以8节的船速驶向钓鱼岛。海上星空明澈，只是大家实在没有兴致，厦门人李义强能向本刊记者回想起来的是：“船舱里都是柴油和呕吐物的怪味，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了，我跑到甲板上睡的，早上醒来，睡袋是湿的，头旁边落了一条飞鱼。”把更多人吵醒的，是低空呼啸而过的日本飞机，时间大概是6月23日早上7点35分，此时渔船距离钓鱼岛还有30多海里。湖南人殷敏鸿拿着摄像机爬上船顶拍摄。“刚开始还以为是一架民航客机，但它飞过去后，又迅速折返回来，在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大概半小时后，第一艘日本军舰出现，日舰上有人用汉语喊话：“这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台州人尹东明随即拿起话筒高声回应：“这是中国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这是热血激昂的时刻，一直都被晕船折磨得无精打采的人们，突然间全都精神振奋，大家在桅杆上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和香港的紫荆花区旗，挂起印有“我岛我家”、“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两块红色条幅。
接下来，海面上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舰和飞机。根据当时拍摄的画面，中午11点左右，“浙玉渔1980”已经处于8艘日舰和4架日机的包围阻截中。直升机数次低空掠过，船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驾驶员的脸。一架飞机上还悬挂出白底黑字大幅标语：“日本政府警告你，不要进入日本领海。”尾随的日舰从后面加速冲向渔船尾部，在距离渔船约20米处才紧急拐弯。渔船于是无法再前进，船长希望返航，而钓鱼岛还在遥远的前方，影像模糊，用照相机和摄影机也捕捉不到一张清晰的画面。
15个人当时情绪复杂，李义强差点还对船长发了脾气，但大家最后还是接受了无法前行的现实。返航途中，一艘日本军舰尾随着他们，直到晚上20点才离开。船上一片沉默，几个人抓着绳索坐在船尾，瞪着日本军舰，任由海浪把衣服打得透湿，也有人躺在舱底，辗转反侧。李南说，一只蟑螂爬过来，爬到了同伴的脸上，他想过去驱赶，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6月24日中午11点，“浙玉渔1980”回到浙江玉环坎门岛。和出海时甚至要分批次上船的谨慎不同，码头上等待他们的是鲜花、横幅、乐队和欢迎的人群。一些人下船后被记者团团围住，另一些人依旧避开人群，和来时一样静静地离开。就像出发之前约定的那样：“此次行动为个人发起，自愿参与，不设任何组织机构，严格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以志愿者安全为第一，不做任何过激之事，事后立即解散。”中国大陆民间的首次出海保钓行动，就这样从构想成为现实。
求援信和志愿者
回想这次行动，其实2003年之前，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多次有人发起出海保钓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李南学的是导演专业，在电视台做记者，很早就是网络上的活跃分子，2000年就萌生过出海保钓的念头。“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托朋友在浙江温州问了一下出海的价格，其实也没说清楚，船老大开价8000元，我自己攒了这笔钱，在网上召集志愿者。报名的有30个人，最后只来了1个人，结果到了温州，船老大又变卦了，可能觉得我们是要偷渡，开出了20万元的天价。”自筹资金的召集尚且如此，那些募捐贴就更不用说了。爱国者同盟网(简称“爱盟网”)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网站，主编卢云飞告诉本刊记者：“并不是缺少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账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谁敢相信？”
也有人考虑过其他筹款方式，比如周文博的“保钓造血计划”，义卖保钓文化用品(T恤衫、太阳帽)甚至搞网上商务等。首批保钓的T恤衫100件已经印好，采用的是公开成本价、由网友出价并公布销售情况的卖法。可这很容易被误解成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做生意。卢云飞也觉得，这个造血计划不现实。“如果搞商务，所有的账目都要透明公开，没有专职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对把保钓和钱联系起来。”他说。
2003年有些不同，冯锦华愿意加入爱盟网的保钓募捐行动，以公布身份证信息的方式，实名发表求援信。冯锦华的声望，来自于他对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2001年，他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用红漆喷写了“该死”字样，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回国时，爱盟网网友到首都机场扯起大横幅，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志愿者并非必须出海，您的任何一丝帮助对此次行动来说都是巨大的，让我们走出网络，行动、行动、再行动，不能眼看着钓鱼岛离我们远去。只要是捐款者、出海者，都是志愿者。”结果，冯锦华的实名求援信反响强烈，在爱盟网的点击率短时间内就超过1万次，捐款者超过千人。钱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为了保证公信力，爱盟网请了一位做律师的网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捐款。2003年春天正值SARS，整个北京城气氛凝重，但牛力丕作为收款人和确认人，每天坚持去银行查账并在网上公布。最后募集的款项共计9.2万元人民币、2620美元和200加元。
那是一次群策群力的行动，李南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只有张立昆一个人有过1998年参与香港保钓行动的经验，其他人严格意义上都是初学的志愿者。”不过，作为发起募捐的背后团队，大家还是有一些分工，牛力丕负责管钱，李南负责联系和筛选出海志愿者。“偏向于选择有入伍经历和爱好户外运动的人，身体素质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其他的就是看彼此的沟通了，“那些口口声声喊打喊杀的，我们可不敢要，2000年那次我就发现了，在网上越是言辞激昂的，真要动真格的时候，全是虚的”。浙江的虞海泽负责找船，但实际上找船的有张立昆、李义强、尹东明等几路人马，最后敲定下船只的是台州人尹东明。23岁的尹东明年初就萌生了出海的想法，他不缺找船的门路，缺的是同伴，因此辞了职在全国奔走，试图说服那些志同道合但素未谋面的网友。他看到了冯锦华的帖子，简直有一拍即合的激动。
从200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30名志愿者，6月21日实际到达玉环会合的有23人。出海名单在出发前5小时才最终确定，剩下的8个人留在玉环的一个宾馆里，负责后勤保障和各方联络。他们中绝大多数素未谋面，熟悉彼此的网名胜过真实姓名。他们年龄身份各异，有退伍军人、户外运动爱好者、学生、记者、私营老板等等。将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力量，只是在保卫钓鱼岛问题上的爱国热情、付诸行动的勇气和不那么现实的价值观。最简单的一点，募集来的保钓资金仅仅用于租船等必须费用，个人的路费和食宿一概自理，完全是一件倒贴钱还得承担风险的事情。
最单纯的热情
第一次出海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接受报名的网站甚至在醒目位置公布了这样两条信息：“本次保钓行动召集的志愿者在本次活动结束后自行解散；所有保钓志愿者的资料都将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浙玉渔1980”返航后获得的官方肯定，是最好的强心针。“那真的是最好的时候，”李南感慨，“都是最单纯的热情。”
从2003年6月到2004年3月，9个月里4次出海保钓，另外3次分别是2003年10月、2004年1月和2004年3月，频率远超过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台湾保钓志愿者感慨过这种差别：“香港和台湾的保钓行动，不是缺钱就是缺人，只有大陆，不缺钱也不缺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热潮中，于2003年底正式成立。早在1996年就提出过这个倡议的童增被推选为会长，冯锦华、张立昆、李南、卢云飞、虞海泽、周文博和李义强7人当选常务会员。
1956年出生的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攻读国际法硕士，毕业后先在一所学校任教，后在老龄委任职，他逐渐将研究目光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上，不仅把想法写成论文，还在1991年“两会”时，把论文写成意见书，和学生守在京西宾馆门外，尽可能递交给更多的代表们。童增后来索性辞掉公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经商之余，不改初衷，以他的公司为后盾，给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立昆在他的公司任职；回国后赋闲了半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冯锦华，一度也进了他的公司。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立后，身为会长的童增依旧更愿意低调地待在幕后，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你去找李南，他都知道，我把电话给你。”
只是，空前高涨的热情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回头去看，联合会常务委员们的反思很一致：“民间保钓发展得太快了，其实大家并没有准备好，没有成熟的思路来应对和引导那样的热情。”分歧从第二次出海开始，去还是不去，讨论的过程很伤和气。保钓联合会内部也有各种不同思路，归纳起来：一种认为要多行动，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岛就登岛；一种认为行动要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出海多了，公众会麻木，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作秀”。
其实，民间保钓从来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思路。张立昆坚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民间的特点就是松散的、来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执己见很正常。”他拿香港做例子，“五六十个人，可以组织10个不同的保钓组织”。他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今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划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民间保钓究竟应该怎么运作，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作为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保钓社团，联合会没能形成协调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机制，投票没有结果，会长童增又不希望伤害这些单纯的热情，只是调和，并不决断。各执己见的人们，各自寻找同盟者，行动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还是造成了彼此的内耗、误解和伤害。保钓联合会名义下，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和虞海泽的浙江基地的诞生，其实是分歧的结果。
登上钓鱼岛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本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向本刊记者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月24日的登岛成功，很有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意思。明面上，是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发起“3·28”出海计划，招募志愿者，进行海上救生培训，声势浩大。而暗地里，虞海泽和冯锦华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他们在乐清找到了船，定下3月23日出海，虽然3月份并不是理想的出海季节，但他们没什么选择余地，船只决定了一切。冯锦华和虞海泽并没有唱对台戏的意思，只是觉得想要登岛必须出其不意，厦门基地吸引了所有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事实也如此，这艘渔船到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时候，只遇到了一艘日本军舰。当然，厦门基地“3·28”的计划，只能作罢。虽然冯锦华这边对外表述的时候，都用“协同策划”的方式来解释，但李义强是个倔脾气，似乎并不愿意接过这根橄榄枝。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事情，厦门基地的自立门户，以及对彼此公信力都有损耗的网络论战。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第一次出海，他只是怀抱猎奇之心的参与者；第二次出海，他被张立昆拉着，成了组织者。这一次的出海，原定计划是内地和港台共同保钓，香港和内地志愿者一起从厦门出发，到彭家屿与台湾志愿者会合，一起前往钓鱼岛。“但是因为风浪等各种原因，我们的船晚了12个小时到彭家屿，计划就被打乱了，等候在那里的台湾保钓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航，不能去了。”李义强对本刊记者回忆，“两条船靠拢的时候，台湾那边的组织者跳上了我们的船，大发脾气，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曾经是我很敬仰的前辈级人物。可是，他竟然让我们立刻返航，不要去了，还喝令船上的台湾志愿者黄锡麟下船，但黄锡麟没有下去，我佩服他。”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 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李义强用了很多时间，来反思2003到2004年间的保钓热潮。关于出海和登岛，他总会想起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说过的话：“如果出海是个连续剧，那登岛就是终结篇。”民间保钓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哪种方式才是最有价值、可持续的路径？谁也没有答案。
保钓运动的起源
“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地区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当时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台湾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讲述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袁越
1970年上岛记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勒克儿 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1970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钓鱼台(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此事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插旗宣示了主权，在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道：“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日文章见报。据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把旗取了下来，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蒋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1971年的美国大游行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地区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旗，日本人把旗送还的时候，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大风社”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
记得1970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地区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地区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请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他的支持。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就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办了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办刊物联系了一帮好友，为了加强彼此联系，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周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蜡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关注。
刘源俊：因为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学生流行学物理，我也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念了台大物理系，和林孝信、胡卜凯是同班同学，也和他们俩一样于1967年出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办一本《科学月刊》。他的动机很单纯，一方面他觉得我们都在台湾受的教育，应该回馈社会，做点事；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办杂志把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学期间就是好朋友，这次更是义不容辞，担任了《科学月刊》物理组的负责人。
我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正值反战运动高潮，纽约是反战运动中心，1968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就没怎么上过课，学生把校长室都占领了，最后警卫从地下室冲进去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美国流行左派，纽约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毛泽东头像，很多来自香港地区的留学生非常亲共，动不动就指责“蒋帮”如何如何，这些事给了台湾留学生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保钓运动的土壤。
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到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二十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美国50多个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名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事件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留美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在美国各地的台湾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大学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
1971年的台湾大游行
王晓波：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
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
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教官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和上面联系。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三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后来陈水扁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这次游行是台大组织的，属于官方默许的行为，实在是很没道理。
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地区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来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
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对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
对刘源俊的采访约在了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距离台北“故宫”只有一站地。刘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做了8年后退下来，仍然在物理系教书。采访约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匆匆赶回办公室和我见面。也许是因为说了一天话的缘故，采访一开始他的声音很轻，嗓子有点哑，但越说声音越大，语速也越快。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保钓做实事，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
对王晓波的采访约在了台北忠孝东路的一座大楼内，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国统一联盟”开例会的时间，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学者，大家看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记者都很激动，鼓掌欢迎。王晓波身体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今年67岁了，但还没退休，依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
对胡卜凯的采访约在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台湾“国家剧院”，那天刘源俊也在，他们几位在剧院底楼的一间餐馆设宴欢迎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吃完饭后胡先生在旁边一间咖啡厅单独接受了我的采访。胡先生身着西装，留着好看的胡子，很有学者风度。他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地区，在西门子公司台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欢写作，之所以这么早退休，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难约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时住在台南，幸好在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来台北公干，与我约在台湾“国立科学教育馆”见面。那天在科教馆有个科普活动，台湾科普界几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场了。显然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位前辈，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同行们提各种建议，态度热切而又诚恳。
林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以精力充沛而闻名，那时朋友们都叫他“和尚”，因为他像个苦行僧，很少吃东西却又干劲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经66岁了，依然很瘦，留着一头很久没有打理的白发，活像一个亚洲版的爱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台北一家学校的老师，那段时间正和几个朋友筹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科学月刊》诞生40周年。这本月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现在，一期都没有落下，可算是台湾科普界的一个奇迹。林先生送给我一本试刊号、一本创刊号，这是我此次台湾之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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