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外来户参与村治争取集体福利 选票输给钞票

    南方农村报讯（记者李秀林）经过上百年的艰苦追寻，民主，这个神圣的概念，可以说已经深入国人心中了。但要将其化入人们日常行为中，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日常行为原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易行难。　 　

    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组成部分。广东施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14年了，对于什么是民主、村民自治，如何践行民主，推进村民自治，局中人 等各有其解。这其中，不同群体的理解差别很大，即便是同一个村的村民，也存在极大的分歧。“民主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人人耳熟能详，但“多数人说了算”就是民主吗？换句话说，民主有没有边界？什么不是民主？

　　在珠海东澳村，一批上世纪80年代起陆续迁入的“外来户”，被村民用“多数说了算””依法”剥夺了获得村集体福利的权利。

　　对于这一民主“成果”，黄少南等外来户自然不能接受。他们先是参与选举，试图通过自己的选票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结果是虽然依靠选票选上了他们心仪的村主任，但却被村民代表会议的多数票给彻底剥夺了仅剩的经济权益。他们求诸政府，当地政府“尊重”村民自治，求诸法律，法院推给政府。

　　如此一来，原本认为“村民自治有前途”的黄少南们，干脆破罐子破摔：谁家请吃就吃谁，给钱收钱、给烟收烟；达不到自己的心理价位，选票干脆丢进垃圾桶……

　　六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店主黄少南坐在摩托车修理店内等生意。在满是灰尘的电脑桌前，他左手托着下巴，右手不时点击一下鼠标。电脑里循环播放着“回到从前”。这是黄少南打发时间的常用办法，这种和无聊进行的战争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曾经，他是一位种田能手，在30多亩土地上挥洒汗水。曾经，他热衷于村庄治理，周旋于村民与官员之间，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去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残酷的现实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地权益被逐渐剥夺了，而且是以他寄予厚望的方式——民主投票。

　　“村民自治有前途”

　　黄少南是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东澳村人。

　　东澳村的历史与广东很多沿海地区一样——上世纪中叶，边防军在此围海造田，由于地广人稀，便从各地陆续吸纳了一些外来住户。

　　1983年底，经老邻居李维妙介绍，年仅14岁的黄少南及5个姐弟跟着父母，从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市鹿寨县迁入斗门。

　　这次迁徙对家庭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广西家乡，人均只有1亩5分水稻田。只有庄稼收成好时，一家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不好时“只能喝粥、吃红薯”。而东澳村水美田肥，吃饭问题迎刃而解。从此，他们一家开始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富裕的日子在向他们招手。

　　安宁平稳的生活一晃而过，转眼间，黄少南已成家立业。他们的生活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1990年代，村子边上开通了珠峰大道；1992年，东澳村的三百亩土地被征做工业用地；1997年，东澳村建起了村中第一间厂房。昔日的农田，逐步成了工商业用地。

　　土地厂房，这些财产换来的集体收入，除去村委会开支外，全部用作每年节日福利发给各位村民，一次50或100元。一开始，外来户(东澳村人口1768人，当地将1980年代陆续迁入的400多外地人称为外来户，他们几乎都已入籍东澳村，是名副其实的东澳村村民，南方农村报曾多次报道他们的遭遇——编者注)也享受着同等福利。

　　1999年3月，和全省大多数村庄一样，东澳村开始了第一届村委会选举。为了向村民更好地解释这个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政策。镇村干部在东澳村挨家挨户宣传了三天。在黄少南的记忆中，村民自治就是“村民的事村民说了算，当然，也包括村干部”。

　　投票那天，黄少南将家中三张票投给了周瑞文。黄少南认为，身为糖厂调度员的周瑞文为人亲和，认识人多，有能力，还经常帮助人，是村主任的合适人选。

　　如黄少南所料，周瑞文在选举中高票当选村主任。周瑞文的当选，让黄少南倍感鼓舞。黄认为，一些有名望、有能力的人终于有机会胜过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他感觉，“村民自治有前途。”

　　1999年4月，东澳村召开了第一次村民代表会议。在会议上，各项大小村务均以票决的方式决定。在村集体福利分配中，外来户的福利经由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定格为本地户的7成。

　　对于这一比例，黄少南等外来户接受了，因为“他们先来先建，辛苦一点”。他们也知道，邻近的草蓢村外来户多年被排斥在福利分配之外。

　　“花这么多钱，图个啥？”

　　然而，黄少南等外来户的好日子随着2005年东澳村第二次换届选举戛然而止。

　　选举前一个月，村中的人员往来逐渐多了起来。村中有两拨人，不是上张家拉拉家常，就是去李家闲谈闲谈，当然，拉家常或闲谈的主题都离不开选举。美其名曰，密切群众关系，宣扬选举主张。

　　除了闲谈，村中各种各样的宴请也开始多了起来，宴请不设特定对象，只要你愿意，到谁家去吃都可以，店里的菜随便点，酒随便喝。在你吃完喝完之后，你就要心知肚明地表明自己的选举立场。

　　“花这么多钱，图个啥？”黄少南开始纳闷，三年村干部，也值得下如此血本？

　　“那个啥，现在不是百万富翁？”在一个朋友点拨下，黄少南才明白其中的奥妙。黄少南记得，当时和自己一起下田插秧的这位干部家里穷得叮当响，几年村干部以后，仅看得见的财产就有城区房产一处、小车两台。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位致富能手除了当村干部以外，别无其他产业。

　　就在外面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少南依然不为所动，当人家要求支持选举时，他也只与其拉拉家常，打打哈哈。在黄少南心中，已连任两届的村主任周瑞文仍是下届村主任不二人选。

　　让黄少南没有料到的是，在第一轮选举中，周瑞文和竞争对手周爵全的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第二轮，周瑞文更是直接败给了周爵全。

　　此刻，黄少南意识到，外来户即将遭遇不测。

　　当年9月6日的党员会上，在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周爵全的推动下，几十年来第一次对福利分配方案实施修改。经表决通过，黄少南等1982年后迁入的外来户，分配额度由70%陡降至40%。

　　对于调整的原因，周爵全说是“根据镇委镇政府的有关文件”，因为原分配方案未能照顾到大部分人(指本村老住户)的根本利益。

　　就此，福利分配成为竞选者招揽选票的重要筹码。由于本地户人口远多于外来户，周爵全阵营由此赢了300票。

　　表面上，周爵全是以牺牲少数人利益为代价，争取多数人的支持。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少数人的利益，可以成为选举时的决定性力量。

　　改变选举改不了利益分配

　　有了上一次选举结果的刺激，2008年的东澳村换届选举空前激烈。

　　东澳本地户大部分人同宗同祖，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很稳定。由于上次选举双方只差300票，因此在全村1300张合法选票中，外来户的300张将具有决定性力量。

　　成为漩涡中心的外来户也明白，谁损坏了自己的利益，谁会为自己的利益代言。

　　“只有换个村干部，才能改变我们的处境。”黄少南等人认为，福利被减少都是时任村干部“搞的鬼”，要解决问题得就从选举着手。

　　2008年3月初，“为人公正、活动能力强”的黄少南和其他2位外来户，如愿成为东澳村4组的村民代表。同时，在外来户的支持下，另外2位外来户也顺利地成为村民代表。5位外来户村民代表占该村代表总数的1/5。

　　在黄少南眼中，参选村民代表是外来户参与村庄事务的第一步。村民代表不仅是外来户与村委会沟通的桥梁，更是外来户之间联结的纽带。有了村民代表后，“积聚起来”的外来户就盯上了另外一个角色——村主任。

　　“周爵全降低了我们的福利，他只有下台。”黄少南坦言。

　　他们"看上了"来自另一阵营的周兴强，而未理会试图竞选连任的周爵全。几天后的正式选举中，外来户对周兴强、周立雄、黄长胜的参选团队集体投了赞成票，而放弃了周爵全、周裕怀、周郁群的团队。

　　外来户的票仓作用充分显现出来：三年前周爵全领先三百多票，三年后，他输了18票。

　　外来户的全力支持，使得周兴强顺利当选。外来户不由自主地对其寄予厚望——将福利升高。

　　他们能如愿吗？

　　当选后，在讨论福利分配的村民代表会议上，新的村委会主任周兴强提出6成的方案，作为对外来户拥护的回馈。结果13张赞成，12张反对，不相上下的结果让这一方案没了下文。福利分配还是按照原方案执行。

　　这一结果让黄少南觉得难过——“在选举中起决定作用”的外来户，在福利分配时“命运却掌握在当地村民手中”。外来户刚刚“用权利挣来的结果”，还没来得及传出会场，就遭到部分村民代表的反对。

　　半个月后，在野的周爵全的支持者公开征集七百多人签名同意召开村民大会，试图再次调整分配方案。最终，1768名户籍人口，当天发出1406票，表决结果是，1043票赞成零比例分配。这一合法合规的表决结果意味着——外来户的福利权彻底被剥夺了。

　　这一结果，让黄少南爆发了，他愤怒地说：“表决，表决去瓜分了别人的财产，也可以？”

　　利益受损的外来户，眼见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无法实现合理诉求，只好将希望放在政府身上。

　　但是，他们还是失望了。乾务镇先后两次以书面形式表态称：“目前，上访人等的诉求十分强烈，多次来镇政府要求解决，但我们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尊重村民自治，以该村村民大会表决结果来处理上访人的诉求。”

　　面对无助的外来户，镇政府也有动作，镇里主要领导劝说相关人员“各人去说服各人的支持者”，商量着要求他们尽量考虑外来户的困难。

　　先前感觉“村民自治有前途”的外来户们一时没了主意。经人指点，他们想到了法院，他们又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2009年3月17日，5名外来户诉至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2008年12月9日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草案。

　　可是，斗门法院以“该福利分配方案决定是由东澳村全体村民表决通过，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由行政部门协调解决”为由，不予受理他们的请求。

　　到了这一步，外来户感觉无路可走了，而本地户对自己的“特权”更加心安理得。

　　选票输给了钞票

　　2011年3月，东澳村村委会选举再次如期举行。

　　在这次选举中，黄少南用选民证换取50元到会经费后，就将三张选票扔进了垃圾桶，“选谁都一样，还不如不选”。

　　当然，2011年的选举，黄少南也不是一无所获。

　　“天天出去吃饭，还有烟拿。”黄少南一脸兴奋地告诉记者。选前一个月，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人到村口载人去吃饭。镇上、村里的餐馆都爆满。去吃饭的，都是村里的人，见面就瞎聊。饭菜都是最好的，只要餐馆里有，要啥都可以，自然会有人结账。

　　除了吃饭，烟也必不可少，有10元一包的，也有20元一包的。黄少南和几个外来户朋友，每天乐此不疲。吃饭前，先看各家菜单，哪家好去吃哪家，一个晚上有时吃两顿。实在忙不过来，干脆拿包烟就走。“要是天天选举就好了，不用干活还有饭吃。”

　　除了吃饭，也有上门拜票的。黄少南对此一概不理，直接要钱。还有人答应给钱，有人答应给200，有人答应给300，这都没有达到黄少南1000元一张票的底线。最终，他不得不将选票扔掉。

　　如今，村民自治、民主、权利这些概念，黄少南已经越来越陌生了，跟记者谈起参政往事也不复当年那般意气风发、情绪激昂。他很少外出，除了窝在满是灰尘的修理间内听歌、看电影，电视也不看，新闻也不听，偶尔会和朋友打打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赚一顿菜钱。

　　■记者观察

　　在东澳村，有关村民自治的会议记录、选举操作和村民代表议事机制等一应俱全，从程序来说相当规范。然而，就是在这个程序上运行十分规范的基层民主个案中，却产生了“多数人的暴政”。

　　民主，并不仅仅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借村规民约侵犯村民权利，以村民自治对抗合法诉求，东澳村外来户被“民主剥夺”的现实，为我们提供了反面的范本。

　　其实，民主的重要功能就是要保障组织每个成员的合法权益。在不侵害每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涉及公共事务和利益分配的票决。当然，在维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时，政府和法律应该起到应有的裁判作用，而不是以村民自治为由撒手不管。

　　真 正的村民自治，需要现代民主精神的深刻理解，也需要法治精神的培育。对东澳村的多数村民来说，加深对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的理解，是完善村民自治，维护长远 利益的必做功课。只有学会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才能获得真正的民主和自治，只有保障了他人的合法权利，也才能最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

　　■对话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认为——

　　民主不是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借口

　　南方农村报：东澳村外来户的利益是被投票方式剥夺的，这是否是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的暴政？

　　徐勇：东澳村外来户利益被侵害不能简单贴上“多数人暴政”的标签。

　　民主政治讨论的是公共领域的方面，个体利益不在其中。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先有自由，再有民主。有了个体的财产自由、人身自由才有民主制度。村民承包地被收回，牵涉到村民财产权利被侵犯，这是《物权法》、《合同法》等讨论的范畴，而不是民主讨论的范围。

　　人们选择民主而不是专制，从根本上说是由人们的利益所决定，也就是它能够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好处”。而在专制制度下，这种好处只能为极少数人所占有和垄断。因此，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也就是说通过大众参与的竞争，不仅能够合理配置权力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权力的配置能够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达致相对均衡。正是在民主的不断运行中，促使利益分配更加均衡，而不是由少数人独占和垄断。这正是民主的真谛所在。即民主是一种“利益均衡机制”。

　　南方农村报：外来户合法权益受损后，如何维权？

　　徐勇：外来户的承包权被剥夺，地方政府首先应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了，村民可以诉诸法律。当地政府和法院以村民自治为借口，对村民的合法诉求置之不理是不对的。村民自治并不是政府不管，政府应该进行指导。而村民的财产权利被剥夺，法院也应该介入。要以司法渠道和法律来保护农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是让利益受损的农民到处上访还解决不了问题。

　　南方农村报：在东澳村村委会选举和村庄事物中，都不乏家族的身影，您对此有何评价？

　　徐勇：过去村庄共同体实际上就是家族共同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把大家形成一个患难与共的共同体社会。经过20世纪的改造以后，很多村庄不再是一个姓为主了，很多都是杂姓居多，家族的权威在流逝。过去革命化的改造，是政权把族权给压制住了，但族权是以姓氏为基础，姓氏取消不了，血缘关系也取消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兴了族权。家族的复兴也构成了乡村民主的一种新的因素，我们要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家族社会约束族人，让这个小社会更加团结，这是它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要注意家族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内聚性很强，排他性很强。因此，要防止多数人暴政——以看似民主的方式让其他人利益得不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