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由来(上)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出席南共联盟十二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书记处书记万里、习仲勋以及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斯托依奇到首都机场送行

　　吴兴唐

　　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但是，其中有一顶“帽子”，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还有一条限制，即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在中共十三大，才去掉了这顶“帽子”，突破了这条限制

　　今年是中共“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提出30周年。

　　30年来，中共的政党外交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关键就在于这“四项原则”。

　　“四项原则”的核心是独立自主。为独立自主而奋斗，贯穿了中共建党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

　　中苏交恶

　　中共成立以来，先是与共产国际，后是与苏共“指挥棒”，历经了几十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中共刚成立时，即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规定，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要服从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的领导。

　　共产国际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具体规定是：对各国革命的重大战略决策，作出决议和发布指示，并监督施行；共产国际派出驻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或代表，有权参加各国共产党领导班子的重要会议，并发出指令；指定或批准各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和主要领导人的人选；各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和斗争都要服从苏俄的外交政策。

　　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严重干涉了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损害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给各国革命运动带来了损伤，也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的“家长制”和“老子党”作风，种下了祸根。

　　1960年，国际共运大论战（又称中苏大论战）拉开了序幕。中联部承担着同苏共及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因而被要求协助中央为论战提供材料。

　　那一年，我提前一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至中联部一处工作，直接参与了为论战提供材料的工作。

　　一处主管苏联东欧工作，也是当时中联部的工作重点。处长是叶蠖生，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历史课本就是他编写的。

　　主管一处的是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伍修权从不把下属叫到自己办公室讨论问题，而是登门到处长办公室，而且尊称叶蠖生为“叶老”。由于论战的紧张，伍修权几乎每天来叶的办公室。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东欧四国执政的共产党相继召开党代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代表团都发生了公开争论，因此，出席最后一国即东德的党代会，需要作更充分的准备。

　　叶蠖生布置我起草中共致东德党代会的贺词。叶蠖生告诉伍修权：“有消息说，曾作为红军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离开中国后现居住在东德，做些文化工作。现在得知中苏论战后又突然活跃起来，在一些地方作反华报告。”熟谙历史的他介绍说：“此人有点来历不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都有共产国际的正式介绍信，或者正式电告中共中央。而李德既无共产国际介绍信也无电告。”伍修权让我们据此搞出了一个材料。

　　耿飚纠“左”

　　“文革”开始后，中联部的工作陷入了混乱。

　　“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工作也有过“左”的错误，但由于有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不是“重灾区”。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就不一样了。“文革”之前，中联部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亲自领导，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部长。“文革”一开始，邓小平和王稼祥被打倒，中联部由康生领导。

　　康生推行“支左反修”，原来同中共有政党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80个，“文革”期间大多数中断了关系，仅有10个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康生还主张，鼓动一些外国“左派”从原来的“修党”内分裂出来，另组新党。

　　1971年1月，经周恩来推荐，耿飚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他到中联部后，在礼堂第一次对全体工作人员讲话，巧妙地亮出了反“左”立场。

　　他说：“回国前使馆大扫除，我爬到上面擦窗户，本来大使可以不去擦窗户的，但是我当时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还是去擦了，结果摔了下来，骨头摔伤了，至今还未好，这是"左"的东西给我造成的痛苦。”在讲话的最后他说，春节快到了，祝大家和各位家人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一次，我到办公大楼外宾会客室向耿飚汇报工作。他在询问了我的来部时间后，问道：“中联部是做什么的？你说说。”我说：“王稼祥曾说过，中联部是党中央在国际问题上的参谋和助手。”他说：“对呀，但现在这么点人怎么办？总理对我说过，中联部有很多有经验的同志，外语干部也很多。这些干部都去了干校，我怎么工作？干校取消算了，统统调回来。”我说：“这不太可能，办五七干校是毛主席的指示。”耿飚说：“那迁到北京来，有工作可以随时叫回来。”我说：“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央有规定，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干校不能在北京办。”耿飚想了一想说：“那找个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吧。”于是中联部五七干校从河南迁到河北固安。

　　从1972年到1975年，耿飚同张香山、申健、冯铉等中联部领导讨论，如何打开党的对外工作局面。耿飚提出，要打开局面，首先要批判“左”的思想，确定党际关系的原则，笼统提按马列主义原则处理党际关系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了。他要求中联部业务局共同研究，整理出几条中共与其他党关系的原则。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中联部初步拟定了“独立自主”等几条原则。1974年8月，耿飚在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时说，要确立正确的党际关系，“必须严格遵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

　　之后，中联部在起草的供领导人会见外宾时参考的谈话口径中，重申了耿飚提出的这几项原则。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1975年10月，李一氓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在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个文化人，文章和书法都有独特风格。1979年1月耿飚调离中联部后，中联部的工作主要由李一氓负责，继续为形成“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而进行探索。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