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首位华人院长：愿做哈佛和中国教育的桥梁

哈佛大学图书馆一角。

孟晓犂教授。

　　本报越洋连线孟晓犂，听他讲述“院长感言”：“愿做哈佛与中国教育的桥梁”

　　复旦校友孟晓犂被哈佛任命为研究生院院长 开华人学者先河

　　文/本报驻上海记者贺涵甫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发布一则消息——正式任命该校统计系主任、华人学者孟晓犂教授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孟晓犂由此成为首位出任世界顶尖大学类似职务的华人学者。哈佛大学高层称赞孟晓犂“促进并见证了哈佛统计系神奇的发展壮大”。

　　通往成功的道路也并非一马平川，在哈佛十余年的治学、生活，让孟晓犂对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乐观勤奋的他送给学生也送给自己两句话：“I enjoy what I do. （享受工作）。”“Go with your passion.（永怀激情）。 ”

　　“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愿意和人交流，善于合作，更容易进入系主任的工作状态。”

　　记者：孟教授，您好。祝贺您当选为哈佛研究生院院长。在这之前，您已在哈佛统计学系担任了8年的系主任，这同样是华人学界的巨大成就。

　　孟晓犂（注：以下简称“孟”）：谢谢，过奖了。在美国，担任高校的系主任虽然也算是所谓的“领导岗位”，但更多的是要承担为一线教职工和学生服务的职责。这种服务体现在行政和教学的各个方面。

　　在哈佛，系主任根本没必要去领导教职工搞科研，大家都具备非常丰富的学术经验和突出的科研能力，我要做的只是带好头，这种带头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上，更要体现在对师生的服务上。

　　记者：您当初是如何走上系主任岗位的？

　　孟：刚进入哈佛工作时，我并没有想好之后的路怎么样。当上系主任，就如同现在干院长这份工作一样，有偶然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的性格——那便是“热情”。我擅长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他人。

　　要当哈佛的系主任，得通过一个特殊的程序——每个教职工都写一封私信给院长，推荐自己心中最理想的系主任人选。我能够成为系主任、当上院长，得益于我之前的经验积累。

　　我在芝加哥大学做过学生录取委员会主任，管理过一个统计咨询站。其次，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愿意和人交流，善于合作，更容易进入系主任的工作状态。以上两点，是哈佛选拔领导人才时看重的。

　　记者：在系主任的岗位上，您做过哪些令人难忘的改革尝试？

　　孟：我刚上任的时候，哈佛选修统计学的学生突然增多，一时造成助教紧缺。为了应急，我们找了一些可能不太符合哈佛要求的助教，学生们意见很大。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此后，我决定跟有经验的培训中心合作，开设专门培养助教的课程，由我和一位年轻的教授共同执教。今天，这门课程（培养助教的课程）已经成为哈佛的榜样课程，哈佛规定每个博士生第一个学年都必须修这门课。

　　这门课主要教学生演讲和教学的技巧，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口才和交流能力，帮学生奠定成功的基础。

　　“哈佛的所有本科生都可以通过网络给老师打分，影响教职工每年的薪酬浮动。”

　　记者：您虽然是一名有突出造诣的著名统计学学者，但您依然特别重视对本科生的教学工作。

　　孟：或许有不少人觉得，本科生学得太浅，没必要让优秀学者去教他们。但我一直认为，受教学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本科生。我执教的本科生有几百人。

　　哈佛的所有本科生都可以通过网络给老师打分，如果一个教员分数低于平均水平，院长就会给他写信，系主任也会找他谈话。学生的评估结果会影响教职工每年的薪酬浮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都是为了保证哈佛的本科生可以接受到最优质的教学资源。

　　记者：现在中国的高校正在借鉴欧美的大学办学经验，比如招生。招生政策的调整牵涉成千上万个家庭，您认为，哈佛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值得国内高校借鉴的？

　　孟：哈佛大学下设10余个学院，学术研究阵容最强的是文理学院，在它之下，有哈佛学院、研究生院、自然科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科学院。

　　以本科生招生为例，一般哈佛的本科生是由哈佛学院统一招收的，然后学生自己选择攻读哪个专业，因此学生对学院和专业有双重认同。为了吸引学生，系与系之间有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受益的是学生。

　　记者：您是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的，属于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考生。和现在比，当时读大学有什么不同？

　　孟：1978年我才15岁，初中毕业后跳级，直接考了大学。我记得当时同一个班级，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差了整整一倍，这是那些年大学生活最经典的记忆。

　　我们那个年代校园里的学习氛围是非常浓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谈的基本都是学习。晚上经常去图书馆抢座位，派一个人先去，带上很多书包，占很多椅子，一直到图书馆关灯了才离开。

　　那个年代的人想法非常简单——学习、奋斗，寝室晚上是要熄灯，我们都准备了手电筒，背英文就到走廊上去，因为走廊的灯是一直开着的。

　　“国内大学教得非常深，也比较专，国外的教学涉及面广，但不如我们深。”

　　记者：您刚去哈佛的时候有过不适应吗？

　　孟：上世纪80年代远没有今天开放，出国的凤毛麟角。在所有发给我录取通知书的学校中，哈佛是第一个录取我的，这让我非常惊讶。

　　过了适应期后，我慢慢了解到，其实国内的基础教学还是很扎实的，我理工科的底子就打得非常好。国内大学教得非常深，也比较专，国外的教学涉及面广，但不如我们深。

　　当然，在那段适应期里，我也有过不少尴尬。比如，选课时我会不自觉地根据在国内读书时的经验，选几门难的，再选几门容易的，以保持平衡。结果上课时我发现课程本身并没有难易之分，每门课的学习方法都有很大的不同。

　　就拿概率论来说，在中国国内算是一门很难的课程，结果在哈佛我的作业经常被老师当做标准答案；而应用回归分析，在国内相对比较容易，在哈佛却把我累得半死。

　　记者：哈佛求学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孟：到哈佛的第一周我就选修了鲁宾教授关于人口普查统计方法的应用课程。刚开始我不明白——不就是统计人数吗？有这么难吗？所以课上到一半时，我忍不住举手提问：“鲁宾教授，在中国大陆，人口普查很容易啊，清点人头就行了。”

　　鲁宾教授愣了一会儿，说：“晓犂是非常天真的。”多亏当时一个在场的台湾籍教授为我解了围，他说：“其实我知道晓犂的意思。台湾地区统计人口也很容易——我们有宵禁。”但事实上，这套方法在美国完全行不通，美国的人口调查非常复杂。

　　当时的气氛，我永远也忘不了。从那时开始，我意识到我国的统计教学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脱节了一大段——有历史原因。

　　“在哈佛，大家都习惯开‘圆桌会议’，校领导和大家坐在一起，这样就没有明显的等级概念。”

　　孟：有人说中国“会多”，其实在美国也经常开会。不同的是，在美国开会，很少让领导坐台上——这种方式并不能实现开会的初衷。

　　在哈佛，大家都习惯开“圆桌会议”，校领导和大家坐在一起，这样就没有明显的等级概念，而像个学术探讨会。每个系大概有十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的情况，以免领导长篇大论。相反，师生要多“吐槽”，领导要多倾听，很少有领导当面自

　　我辩解。

　　开会的目的，是畅通对话渠道，让“下面”反映问题，方便领导解决。如果开会只是流于形式，这个会就失去意义了。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孟：我一直说，我愿意成为哈佛与中国教育界之间的桥梁。前几年，我已经尝试将哈佛的品牌课程引入复旦等中国高校，作为暑期交流的一部分。我相信，今后类似的活动会越来越多，中国学子不出国门也能吸收到哈佛的优质教学资源。

　　记者：对中国渴望考入哈佛等世界顶尖学府的莘莘学子，您作为过来人有什么寄语吗？

　　孟：平衡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当然，做任何事必须牢记：I enjoy what I do.（享受工作），Go with your passion.（永怀激情）

　　人物简历：

　　孟晓犂：上海川沙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1986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概率统计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统计系留学，1990年获统计学博士。2001年被哈佛大学聘为终身正教授，2004年7月出任统计学系主任。2007年获WhippleV.N.Jones冠名统计学教授。2012年8月，孟晓犂被正式任命为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