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改革需“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

　　经济学界常青树

　　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教授是一位对学术追求永不满足的开拓者。虽然已是年近八旬，但他仍然用犀利的笔锋剖析着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他总是站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探索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规律。他是当代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之一。

　　张卓元先生究竟是怎样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并取得如此成就的呢？请跟随记者一起走近这位经济学大家的学术人生。

　　跨越几千里的求学治学之路：从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请您谈谈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

　　张卓元：我的家乡是1949年解放的，那年我正好在梅州中学念高中三年级，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洋溢着勃勃生机。一次偶然机会，我无意中读了一本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列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当时对书中的一些理论似懂非懂，但是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经济的分析与描绘让我着迷。在1950年的高考中，我同时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录取，出于执着的兴趣我最终选择了后者。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时任系主任的林伦彦教授所讲授的《资本论》对我影响深刻。到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又来到位于武汉的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理论班继续学习。此间，在许多博学的老师尤其是张寄涛教授的引导下，我在中南财大这段时期就开始了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并于毕业那年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经济学处女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

　　1954年9月，初出茅庐的我有幸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研究经济问题最权威的机构，云集了许多大师级的学者。我有幸先后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著名学者的助手，耳濡目染，深受其学术思想的熏陶。那时，适逢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的大讨论，而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又是大讨论的 “主角”。正是有这样独特的学术背景，让我能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也正是在这三位导师的启迪和影响下我逐渐开始产生了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生产价格问题，并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作为制定价格的标准。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我致力于价格改革理论与市场问题研究，提出价格改革“一调、二放、三挂钩”和“走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方略，着力处理好理顺价格关系和稳定物价水平的关系，并成为支撑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此期间我还同刘国光等一起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我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等一系列主张。

　　从“文革”时期的“大毒草”到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派”代表之一

　　中国经济时报：您主张的 “生产价格论”在“文革”中被批为“大毒草”。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

　　张卓元：1963年至1965年，整个经济学界展开了关于“生产价格论”的大讨论。于是，1964年，我和何建章在《经济研究》第五期上联名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一文，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价格范畴的客观必然性，实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支持孙冶方和杨坚白的观点，对反对“生产价格论”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更为广泛的争论。

　　在这场争论中，我和孙冶方、杨坚白、何建章一起成为主张“生产价格论”的代表人物。 “生产价格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无视资金运用效果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否定“利润”、“资金利润”等概念的僵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产价格论”却被诬为主张“利润挂帅”反对政治挂帅的“大毒草”，遭受无情的批判。现在看来，“生产价格论”的提出和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经济体制、价格体制和传统的价格理论的一个冲击，对帮助人们从传统的理论观念禁锢中逐步解脱出来，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等到1987年您提出“稳中求进”，又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派”的代表之一。请您说说这段转变史。

　　张卓元：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国家战略重心也回归经济建设。我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和我负责，主要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于是我们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此后，我还多次发表文章，继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不能奢求“一次到位”，在一般情况下，应该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增长，也要保稳定，任务就在于寻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最佳结合点。

　　1994年，我在《中国工业经济》第五期发表的 《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达9.8%，CPI年均上涨率5.4%，说明我的设想与客观实际还是比较接近的。因此，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专家就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了。而且，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也表明，稳中求进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思路。

　　兴趣加勤奋成就经济学界“常青树”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市场学等领域，您在这些领域的主要著述和理论观点是什么？张卓元：一个是我较早“提出和系统阐发市场化价格改革理论”。主要包括：从1964年提出 “生产价格论”并引发一场论战，后又陆续提出“积极倡导市场取向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整个价格模式的转换”、“探索和提出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积极主张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改革”和提出“政府价格管理框架”。另一个是提出 “积极倡导市场取向改革”和"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思路”。主要有："双线推进"与"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积极主张市场取向改革”、“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若干规律性”、“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加快推进政府改革，政府改革是完善新体制的关键”等等。

　　我前前后后主要写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和利润》、《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论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张卓元经济文选》等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主编《中国经济学60年》等。

　　中国经济时报：您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已逾60年，在治学上有何心得体会？

　　张卓元：我觉得，学习和研究的关键莫过于兴趣加勤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出于对经济学的极大兴趣，让我愿意为此付出我所有的努力和热情。再者，当我毕业后又幸运地被分配到自己喜欢的单位工作。要知道那个时候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是唯一的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许多大师云集于此，我也有幸接触到了当时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我异常珍惜。当时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研讨会，我本人得以从源头上亲身参与。比如，1959年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讨论会在上海举行，我就是会议工作人员。

　　197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在无锡召开，讨论价值规律。薛暮桥、孙冶方主持会议。当时孙尚清是大会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同年，我作为主要成员也参加了马洪、孙尚清主持的全国经济结构调查。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是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会议，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时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一大批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都参加了，我也参加了。1987年，国家体改委委托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大等八大机构，制定国家中期改革规划。我参与其中。从1993年开始，我先后参与了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等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也让我接触到了关于我国许多方面经济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学习到很多东西，对我进行的经济学研究帮助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张卓元：我认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先，个人利益次之。尽管很多意见可能不被当时的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但是作为一个有良心、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就该坚持。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建言献策，避免短期行为。应该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探索一条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道路。在关乎公共利益时，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仗义执言，坚持真理，不能为了私利而沦为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宣传工具。

　　转变发展方式已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时报：您虽然年近八旬，但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并不时提出真知灼见。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您有什么新的思考和建议？

　　张卓元：转方式的最大阻碍在于我国当前体制僵化，急功近利，许多领域都不从长期发展来规划，而转方式必须要从长远考虑。中央提出发展方式转型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1995年提出的转方式的规划应该说还是很正确的，但后来由于很多原因未能得到重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因此只是停留在规划层面。

　　2005年，我参加“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起草，那个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声音已经很强烈了。还记得，当时我们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到办公场所一看，一堆材料堆在那里，可以说堆积如山。这些文件主要由发改委、中财办等机构等提供。印象很深的就是发改委已经关注到转方式的问题，其文件提出，当时的发展方式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这种滥用和浪费资源、严重损害环境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像铁矿石、原油等资源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在1990年才是5%，可是到2004年已经猛增至50%以上。这种对对外进口的高度依赖给整个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安全带来巨大风险。然而，不论是1995年还是2004年的规划，最终都由于体制上的缺陷而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我还记得在“十一五”规划文件起草期间，文件起草组一位负责人专门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会，着重探讨了阻碍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障碍在哪里。我记得的有以下四点：第一，政府职能转换没有到位，过深地介入资源配置。第二，干部考核体制不合理，过于重视对GDP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必然导致政府官员选择将短期GDP最大化作为自己施政的最主要目标。第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滞后，资源价格偏低，不计环境成本的外部性，鼓励滥用浪费。第四，财政体制障碍。地方财政来源减少而支出责任还在，刺激地方政府热衷于发展重化工业，片面追求GDP增速以增加财源。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有什么建议？

　　张卓元：就目前情况而言，价格方面的改革方面在逐步转变。像阶梯电价、阶梯水价这些措施应该尽快推广实施。还有像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的标准应该提高。目前我们对外低价倾销的做法是把产品销往外面，把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留着国内。这种做法给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价格改革很有必要，但也很困难。比如水价，你稍微一提价，老百姓就骂声一片。但是，从长远来看，矫正我国不合理的资源价格势在必行。

　　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

　　中国经济时报：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诸如国有资本在一些竞争性领域的垄断趋势反而加剧等等。您对继续深入推动国企改革有何建议？

　　张卓元：国有企业改革历来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全社会和理论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的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关于国企改革的部署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改革的成效明显。但同时，由于改革初期缺乏必要的规范和经验不足，造成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有的甚至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决不能把国企改革概括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我认为应该先做好以下五点：第一，在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过程中要继续适当收缩战线，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加强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使得国有经济仍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要着力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特别是大力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改变迄今为止大量特大型央企仍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和国有独资状况，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第三，保留百家左右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央企，作为国有经济的主干。第四，加快推进和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要开放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即使是自然垄断性业务，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等方式使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此外，还应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第五，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后，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将迅速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将逐渐成为大中型企业的主要形式。

　　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目前，国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行业垄断，而垄断行业的改革特别难，因为它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所以像近期国家实施的“非公经济36条”，由于垄断的高额利润诱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虽然有一些推进，但实质上没有改变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因此，改变“国进民退”的关键也在于打破垄断。

　　中国经济时报：时至今日，在我国经济领域确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国企垄断等现象。您认为如何才能打破形形色色的垄断呢？

　　张卓元：有的垄断跟资源有关，有的跟行政有关。要破除垄断，必须有中央最高层的强力推动。实践证明，光有顶层设计，没有实际推动，设计最后往往都被束之高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中央强有力地推动，才能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模式。举个例子：1990年，我还在财贸所工作的时候，各方面提出要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行并轨，准备破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价格体制。到1990年底至1991年初的时候，“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已经非常接近。以建材为例，两个价格相差有时候只有20%。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价格并为市场轨的条件已经出现的时候，物价局也与主管建材价格的部门进行协商，然而当时的主管部门以“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将来市场必然动荡”为由断然否决了这种提议。最后，还是通过国务院颁布一个价格管理目录，未将建材价格列入政府管理的目录，才实现了建材价格的市场化并轨。

　　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顶层推动”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改革目前已进入关键时期。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新一轮政治周期。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应何去何从？

　　张卓元：我认为，中国改革当下最关键的是：第一，价格改革；第二，破除垄断；第三，政府改革，包括反腐败制度的改进。

　　目前，虽然我们的商品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要素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也开始显现。在“总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营经济搞起来了，但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垄断因素也不断凸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但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财富在飞速增长，但是“蛋糕”的分配却变难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回顾30年的改革开放史，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顶层设计。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 《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都是非常好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在于，光有规划设计，却没人去推动实施，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难以实现。

　　当下，我国社会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阶段，市场化改革进入深水区、胶着期和关键时期。中央应该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和推动，更加重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决防范改革方案和进程受到一些部门、地区利益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左右。同时，尤须强化对“顶层设计”的“顶层推动”和“顶层实施”。只有这样，深层次的改革才能顺利推进。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国企改革和打破行业垄断，这都有赖于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赖于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建设现代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有赖于打破地方政府的市场封锁和分割；深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价格改革，有赖于放松和消除行政管理价格；建立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赖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有赖于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调节；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要把一切成功的有效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以便更好地指导改革、推进改革。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记者 崔克亮 袁国铭）

　　张卓元：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33年7月生于广东省梅县。 1954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1954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 1983年7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 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研究》主编。

　　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1995—1998）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

　　在我国较早提出生产价格理论。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参与了“十五”“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作者：崔克亮 袁国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