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向十余镇政府申请公开三公消费 无一回应

廖红波 43岁，湖南湘潭人，媒体人。

　　“申请信息公开，怎么是和政府作对？”

　　湖南一公民向十余镇政府申请公开三公消费，无一回复；起诉数镇政府已败诉3次

　　对话动机

　　廖红波个体监督政府的举动，引发舆论关注。

　　8月21日，湖南宁乡县法院开庭审理廖红波诉玉潭镇政府不作为一案，驳回了廖红波的诉讼请求。

　　今年3月起，湘潭人廖红波向湖南长沙、湘潭等地十余个镇政府申请公开“三公经费”信息，无一回复。廖红波认为政府不作为，将数个镇政府告上法庭。这些案子中廖红波已败诉3起。有3个镇政府在法院立案后，公布了信息。廖红波的举动引来不同观点。有基层官员认为他给政府找麻烦，也有声音为公民监督政府叫好。新京报记者 孔璞 北京报道

　　“策划”

　　十余镇政府无一回复

　　新京报：怎么会想到向镇政府申请公开“三公经费”？

　　廖红波：是受到去年李劲松律师向国家多部委申请公开“三公经费”的启示。他向国家各部委申请，我向基层乡镇申请，也有对比的意义。

　　新京报：你是以什么理由申请获取信息的？

　　廖红波：我提交的理由是，有朋友邀请我撰写2012年《湖南小康年鉴》的一部分，需要参考资料。

　　新京报：这个理由得到回复了吗？

　　廖红波：完全没有，没有一个镇政府给我回复。我向十余个镇政府发了挂号信，本以为会有一两个镇政府提供材料，但一个也没有。

　　新京报：你没询问过不回复的原因？

　　廖红波：没有，我已经发出了正式的申请，而且确认镇政府签收了，我没必要再去问。如果他们不答复，我就起诉。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他们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

　　新京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起诉镇政府？

　　廖红波：我当然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最坏的打算。

　　新京报：作为媒体人，“策划”这样的事件，不担心有人说你炒作？

　　廖红波：我并不是策划“新闻”，一开始，我也没打算报道此事，而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申请和起诉，调研下中国基层信息公开的问题，并希望写一份研究报告。

　　回应

　　“没事干，干点啥不好”

　　新京报：你向十多个镇政府提出申请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廖红波：只有一个镇的办公室主任收到挂号信的第二天，给我打了个电话。他问我，“你写这信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在申请书上已经写得很明确了。他说“行吧”就挂了电话，再没音讯。

　　新京报：那你起诉镇政府后呢？

　　廖红波：我起诉了5个（起诉6个镇政府，1个未立案），有3个镇政府在法院立案后向我提供了“三公信息”。湘潭县易俗河镇在立案第二天就把相关资料发给了我。

　　新京报：有没有镇政府私下和你沟通，或找人做你工作？

　　廖红波：政府从没和我沟通过。只有宁乡县一个法官做过我的工作，说灰汤镇已经把信息提供给你了，不如撤诉吧。

　　新京报：在法庭上，镇政府的态度如何？

　　廖红波：有4个镇政府是代理人到场。只有湘潭市某区的一个镇政府是镇长出庭。他抱怨说，如果人人都申请公开信息，那镇政府别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了，光回复大家的申请就忙不过来了。

　　新京报：你和镇政府官员们交流过对此事的看法吗？

　　廖红波：没交流过。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无奈和冷漠。我听到他们在庭下议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这人没事干，干点啥不好？”

　　争议

　　“如果人人都申请”

　　新京报：告三个镇政府败诉，法院判决都是什么理由？

　　廖红波：两个理由，一个是我不是辖区的居民；一个是我请求公开“三公”的理由不充分。例如说《小康年鉴》没有授权我采集数据。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这两种理由？

　　廖红波：挺荒谬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规定必须是辖区内居民才能申请。但当我是辖区的居民时，比如我是湘潭人嘛，湘潭法院也判我败诉。解释权不在我这里，在法院那里。

　　玉潭镇政府质问我为什么要知道玉潭镇三公消费情况，“干你何事”？这种推断，是提倡人人自扫门前雪吗？

　　第二点也不成立，我的确在帮朋友撰写年鉴。

　　新京报：网上也有人支持湘潭那名镇长的观点，认为如果人人都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会忙不过来。你怎么看这一观点？

　　廖红波：我不赞同。因为公开信息可以有多种公开方式，可以出版、可以在公共场所告示，也可以公布在政府网站上。而且，如果全国每个人都关心一个镇的三公经费，那只证明，三公经费是这个地方的头等大事，更该及时公开了。

　　新京报：易俗河镇政府向你提供了“三公”信息，但你还坚持起诉他们，为什么？

　　廖红波：我将该镇的“三公”信息放在了微博上，他们镇上的一个领导对媒体说我的行为“不道德”。

　　我对这种说法很气愤。他们在向我提供“三公”信息时并未注明要保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认识还不够，所以我坚持起诉，要追究他们的行政不作为。

　　案子

　　引关注以“增强意识”

　　新京报：有两个镇向你公开了“三公”信息，你认为信息中反映了哪些问题？

　　廖红波：这个我不予评价。我要求的是信息公开，至于信息本身反映了什么，我觉得该由财政专家和审计部门做结论。

　　新京报：为什么只向镇政府，而不向区、县、市等政府申请信息公开？

　　廖红波：就我个人的经验，如果政府不回应我的申请，我起诉镇政府不作为的话，法院立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诉县、市、省政府。我采访过不少案子都是由于地方政府干涉而无法立案。

　　新京报：挑软柿子捏？

　　廖红波：先从容易的做起啊。我需要法院立案给政府一定压力，而不是政府不理睬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民众也可以通过我的例子，增长监督政府的意识。

　　新京报：立案成功率怎么样？

　　廖红波：还算比较高，我起诉了6个镇的政府，只有长沙市开福区法院没有立案，剩下的5个都立案了。

　　新京报：法院对立案的态度如何？

　　廖红波：基本都让我回家等，过十几天就立案了。有一个法院的行政庭庭长告诉我，他们对要不要立案比较犹豫，还专门请教了市中院和省高院，对方都告诉他们应该立案。我觉得湖南省司法系统高层还是很支持信息公开的。

　　新京报：法院最终都判你败诉了。

　　廖红波：是啊。我起诉宁乡县灰汤镇，法院的法官就做我的工作，说撤诉算了，我说考虑考虑，她说，别考虑了，现在就过来撤诉吧。还未审理，法院就劝被告撤诉，可见法院对地方政府很维护。

　　后续

　　“会坚持上诉”

　　新京报：你认为乡镇公开“三公”为什么这么难？

　　廖红波：首先，上级政府都没有全部公开，叫乡镇公开，他们自然不愿意。其次，操作起来有些难度，因为这方面的法规和制度也不是很配套，公开到什么程度，镇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做。

　　新京报：对于公开“三公”的要求，有人认为对镇政府太过严格了，你怎么看？

　　廖红波：“三公”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血汗钱。一个基层政府，连公开“三公”的勇气都没有，你还指望他会去关心“老百姓最急、最怨、最难、最盼的民生问题”？

　　新京报：你的朋友和家人怎么看你这一行为？

　　廖红波：朋友几乎没赞成的，家人认为这是和政府作对，没好果子吃。但这怎么是和政府作对呢？我这是帮助政府来完善其自身。

　　新京报：目前你被判败诉三次，会上诉吗？

　　廖红波：会上诉的。因为我要的是一个过程，上诉是我申请公开“三公经费”的一个部分。我不在乎最终输赢，但我会坚持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