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支教，帮扶还是添乱

　　谢铭

　　支教，一直都是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重头戏。各高校关于支教的社团与活动名目繁多，每次学期临近尾声，学校布告栏里都贴满了“彩云支南”、“心系沂蒙”等支教活动的宣传海报，每年寒暑假，各所大学都会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志愿者前往乡村山区支教。

　　但是，今年暑假网上一篇《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的热帖,引发了大学生们对于支教活动的反思：我们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施舍，是不是乡村孩子们需要的、期盼的？

　　今年暑假，复旦大学2010级力学与工程科学系男生陈翰霖前往山东临沂蒙阴县蒙阴二中支教。出发前，他看到了一篇题为《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的文章。

　　该文在某知名社交网站上被转载近万次，全篇文章以农村孩子的口吻写就，共列举了高校学生支教的几大弊端，如“占用学生假期时间”、“教授知识甚少”、“公款吃喝”，甚至“支教已经成为孕育大学生恋爱的温床”等。

　　在转载文章的末尾，一个自称是“在支教部呆了许多年的老人”写下这样一段话：“对于那群孩子，我们只是过客。短短几天的支教，我们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知识，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无知，毁灭了老师们在他们心中不可动摇的高大形象。当我们离去之后，孩子们只剩下对原来老师的不信任和瞧不起。我们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扰乱了他们老师的教学计划。我们是那么的残忍，以他们贫穷的名义，毁灭了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对老师的信心……可是，我们仍在沾沾自喜着，我们自诩着自己的伟大。”

　　“文章写得很真，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出发前陈翰霖信心满满，“因为我相信自己不会做出文章里的那些事。”

　　本想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大学生假期支教往往时间短，少则三五天，多也不会超过两星期，因而课程设置少而缺乏连贯性，成为外界诟病其“作秀”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系学生王雨晴在参加与朋友杨思颖共同组织的云南支教活动时，面对关于支教的诸多质疑，害怕好心会“适得其反”，心生疑虑“我到底能给学生们带去什么？”她的同学徐祎翔有过两次支教经验，告诉她，如果初衷是抱着“我一去就能改变孩子们的命运”，那就错了。支教的意义其实远没有那么伟大，更多的只是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时光，因为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最缺的是父母的陪伴。

　　王雨晴参加的“梦邮”支教活动围绕“梦想”二字展开，课程内容并不是语数外这样的学科类知识，而是更加注重互动。音乐课上，支教老师准备了很多生活物品做道具，放在一块大纸板后面，然后把它们一个个发出声音，让小朋友猜是什么东西。“小孩子都超聪明，反应很快。”摄影采风课则是每个支教老师一台相机，带一组小朋友走出学校，到村头附近的大山、小溪边，教他们怎么拍照，有一些男孩拍出来的风景照还颇为专业。电影课更是别出心裁，支教队的队员们千里迢迢扛去了投影仪和投影幕布，为孩子们放了一部《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放到一半停下来，让孩子们续写自己想象的后半部分情节。

　　陈翰霖所在的支教团队设计的课程中,也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梦想”，孩子们说出来的梦想五花八门，有当演员，有当司机，有当医生。“无论梦想是什么，我们都鼓励孩子们坚持。”陈翰霖说，“改变人生说得太夸张，我们最多是给他们在前进路上稍微照一点亮，添上一点有意思的景物，激发他们前行的动力。”

　　可是，这些名校出身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带去的“梦想”，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来说太遥远太虚幻了。国际政治系的秦璇宇去年夏天参加了山东的支教活动。“我回来最大的感觉是，我们去的两周和他们的大环境相比，实在是像鸡蛋碰石头一样，太悬殊了！”她感叹道，“可能会有一两个小孩被我们触动，可是真正会思考的学生太少了。”

　　王雨晴也有相同感受，她从县城前往山区学校的公车上，碰到了当地一个高三学生。男孩得知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问道：“大学到底是怎么样的？”王雨晴努力地组织语言试图描绘，一直讲到口干，最后鼓励他“好好念书，争取考到复旦来”。那个男孩却苦笑道：“我会努力，但是不一定能考得上。”那一刻王雨晴觉得有些心酸：“他念的还是县城里最好的高中。在小升初、初升高的过程中，更多的学生因为路途遥远、路费高昂等原因放弃升学。即使家里条件不错，层层筛选升至高中，也由于师资条件和经济水平的限制，大多数学生的大学梦显得遥不可及。”

　　为山区的贫困孩子打开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门之后，大学生们却发现能够真正迈出那道门的人少之又少，这样的支教是否还有意义？秦璇宇的答案很乐观：“虽然概率小，但也有可能发生。”王雨晴也这样认为：“我们还是要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且是确实可以通过努力慢慢靠近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加入到支教的队伍中来。

　　没想到孩子给我们的更多

　　支教的辛苦，主要来自对贫困地区环境的不适应。王雨晴还记得沿着泥泞的山路前往小学的途中，简直就是深山老林，地势高，路况糟糕。云南的湿热气候使得几个支教队员一到目的地就开始发烧，还有一个队员因为吃了当地的辛辣食物火气升高，还流了鼻血。

　　“一开始我和妈妈说要去云南支教，她说你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王雨晴说。但是她一直想要亲身体验，并且坚持认为“支教和仅仅简单的捐款不一样”，最终她还是说服父母，作为第二联系人，与组长杨思颖一起组织了这次支教活动。和陈翰霖参加院系的官方长期项目不同，她们是“民间组织”，从申请立项、筹措经费到组织义卖，都是两个女生一手包办，其中艰辛远远超出预想。

　　从山东沂蒙支教回来的秦璇宇也和同学抱怨了好久那里落后的基础设施，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没有热水供应，带去的沐浴露都没用，因为每天只能用冷水擦一下身。王雨晴和同伴们支教所在的中仓与大本营相隔有三四小时车程，没有洗漱的地方。结束支教后，他们来不及参加庆祝活动就急急赶去县城旅馆好好洗了一次澡。

　　即使是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支教队员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样的经历对这些大多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们实在太宝贵了。“去那边呆久了，会越来越抗拒城市的气息。当地人交流的方式很单纯，特别信任我们。”王雨晴对此很有感慨。

　　在结束课程后，王雨晴和孩子们坐在一起聊天，她不无感触地说：“其实你们才是我们的老师。”她深感自己能给予孩子们的，其实远远不及孩子们带给她的。

　　秦璇宇从孩子身上学到的就要沉重一些。“我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一生下来就有很多机会，学钢琴，学英语。我也会更加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因为知道那些孩子有更多压力需要去承受……”

　　而一直以做老师为未来职业目标的陈翰霖，经过今年暑假的支教后，却并不能满意。在他心中，理想的支教应该是“在一个用茅草搭起的小屋里，坐满了孩子，他们用纯真炙热的眼光看着你，然后我们很用心地和他们讲外面的世界，然后去他们家里面看看……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还是很大的。”

　　他口中的落差来源于支教队伍中个别同学的不作为，在他拍的支教相册里有一张照片是三个男生赤膊坐在宿舍里玩CS游戏，也有同学在晚上喝酒闹事，干扰学校附近的居民休息，最后当地老师婉转地以“天气太热”为由提早结束了他们的支教行程。

　　“那里的老师跟孩子们说，来支教的学生都是挑出来的好学生。而我们中有人却如此怠慢，所以我觉得对不住那些孩子。”让陈翰霖始料未及的是，那篇《叔叔阿姨，我们不希望你们来支教》中涉及的问题竟然真的发生了。坐在返程的火车上，他用手机发了一篇网络日志，最后遗憾地写道：“这次支教有些虎头蛇尾，草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