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纪委：“反腐过严影响经济”说法错误

　　对于调查来说，测得准才是最重要的原则

　　中国青年报：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反腐倡廉民意调查都是用入户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的。贵州为什么会选用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编者注）？

　　方晓明：有更好的工具为什么不用呢？在到纪委工作之前，我有过在省里经济部门工作的经历，参与过许多大型调查。我知道，一些采取入户填答问卷的大型调查，基本都是基层干部带着调查员去调查，要么调查的是事先选好的对象，要么调查的时候干部一直在场，对受访者产生无形影响。这样一来，调查可能就会失去它应该具备的客观性，结果也会发生偏斜。

　　有了这样的经历，在准备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时候，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科学、更客观的调查方法。经过了解，我们发现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很多地方都在用CATI做调查，就连总统选举时的选情预测调查也不例外。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用CATI做调查具有速度快、效率高、质量好、灵活性大、过程可控等特点，非常适合用来进行反腐倡廉民意调查。幸运的是，我们贵州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刚好在前几年就引进了一套CATI调查系统，所以我们就决定以后的调查都用CATI做。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这几年贵州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每年都做了两万多样本。按照常理来说，用CATI调查一个省的情况，几千个样本也就够了。贵州为什么要做2万多个样本？

　　方晓明：许多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还有人质疑说，我们之所以会做两万多个样本，可能是因为领导觉得人数多比较好看，就拍脑袋决定了。但事实上，我们做两万多个个样本有严格的依据。

　　从统计学上讲，用几千个随机抽样样本来说明一个省的宏观情况没有任何问题。现实中，许多省份的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进行反腐倡廉民调的目的上，我们与一些省份存在着一定区别。进行几千人样本的调查只能说明整个省的宏观状况，但是对于省里哪个市州做得最好、哪个市州做得最差，市州中哪个县区做得最好、哪个县区做得最差等问题则不能回答，还不能作为省纪委精准研判省内各地反腐倡廉情况，考核、问责下级机关的依据。为了让民调能与纪委监察机关工作更紧密地结合，成为纪委考核地方党风廉政状况的重要依据，我们就必须保证样本量在各个县区、各个市州都具有代表性。

　　2008年我们第一次进行调查时，样本量只有1万多个，这是因为当时只考虑到样本量在各个市州具有代表性。当我们后来把样本具有代表性的范围，扩展到县区这一级后，样本量就必须要有两万多个。这并不是拍脑袋作出的决定。

　　中国青年报：做两万多个样本的CATI调查成本应该很高吧？

　　方晓明：的确不低。我们2007年计划做1万多个样本时的预算是15万元，后来发现，这些钱根本支撑不了如此大规模的调查。当我们把样本量提升到两万多个以后，需要的资金就要成倍增长。但有了省委关于必须用准确数据、客观真实反映全省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批示，我们也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钱虽然不多，但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财政部门是非常支持的。贵州的经济在全国并不算发达，省里能下决心每年拿出固定的一笔钱来支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确很不容易。

　　别看我们现在每年能得到几十万元的财政支持，可是实际上，我们用得还是紧紧巴巴的。由于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是体制内单位，它只收了我们一个基本只能保本的价格。为了节省资金，问卷印刷、数据分析、报告编写等具体工作，都是由我们部门的人在日常工作之外兼职完成。不过，由于调查样本量大，在县区与市州的级别都具有代表性，所以有了我们的调查，各个地方就不用自己再搞类似的调查，成本也就被摊薄了。

　　中国青年报：你们的调查问卷设计中特别强调“20题15分钟”这个标准。这是为什么？

　　方晓明：为了让老百姓更能接受我们的调查呀！试想，一个老百姓热情高涨地接受了电话调查，你一问就是半个多小时，脾气慢一点儿的老百姓还好说，脾气急的老百姓有时干脆就直接挂电话了。对于我们的调查，老百姓并没有一定要配合的义务，所以我们就必须事事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为他们参与调查创造便利。

　　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省份相比，贵州省反腐倡廉民意调查问卷的口语化特征非常突出。为什么要在问卷的口语化上下这么大功夫？

　　方晓明：调查不通俗、口语化，哪个老百姓能听得懂？老百姓都听不懂，那么这个调查及其所谓的结果还有什么意义？第一次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问卷做得文绉绉的，老百姓的拒访率马上就上来了，而且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选择“不知道”、“不好说”等选项的人也会增加很多。

　　我在纪委一直从事理论研究、政策法规制定方面的工作，对于现在许多文件、政策语言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不对位这一问题深有感触。现在许多政策用词，比如惩防体系建设、纠风专项治理等，如果没有相关背景知识，一般老百姓很难从字面上理解这些词语的意思。如果调查的时候用这些词直接问老百姓，那不出现一问三不知的情况才怪。就连最普通的政策用词反腐倡廉，我们省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可能也很难理解。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反腐倡廉就是反腐败，反腐败一听就懂。这时，我们就必须舍弃政策用词，改用老百姓话语体系中的对应词语。

　　中国青年报：过度口语化，会不会改变问卷中题目的原意？

　　方晓明：我们也注意到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让老百姓听得懂固然重要，但如果歪曲了问题的本意，听得再懂也没有用，所以就必须在口语化与忠实原意间寻找语言结合点。事实上，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寻找语言转换的结合点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我们经常是改了读、读了改，不但同事之间相互读，每次在调查前还要读给民调经验比我们更丰富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听，让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量做到既忠于原意，又让普通老百姓能听得懂。

　　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歪曲题目原意固然重要，但国内相关调查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不够口语化。我们了解到，许多同行在拿到上级发放的问卷的时候，既不敢改也不想改，生怕改了问法就变了意思，从而捅了篓子。甚至还有人认为，口语化的问卷不科学，只有使用那些听起来文绉绉，读起来十分拗口的专业词语，才能体现调查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在我看来，这种对科学的理解有些搞笑。因为对于调查来说，测得准才是最重要的原则。如果老百姓对于问题都听不懂，何谈测得准，又何谈科学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