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黄勇的妻子。记者张玉杰/摄
今天，十恶不赦的糯康犯罪集团将接受法庭的审判。过去的一年，亲人突然离去后，这些受害人家属过得怎样，他们有怎样的心路历程？昨天，4名受害人家属坐在了记者对面……
邱家海的妻子
老邱走后，经常回家走错门
一年前，作为家里的顶梁柱，59岁的邱家海抛下56岁的妻子田善莲和20多岁的儿子，永远地走了。
丈夫走后，田善莲度日如年，整日以泪洗面，脑子也越发混沌。一年里，始终没有好转。
丈夫邱家海，湄公河惨案中13名被害人中的一个，贵州省册亨县岩架镇人，三等轮机长，“华平号”船员。高中毕业后，年轻的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开始和哥哥跑船，直到惨案发生，已近40年。
刚开始，邱家海和哥哥在长江上跑船，之后，湄公河航运越发发达，为了多赚点钱，他就来到了湄公河，这一来，就是十几年。
在家里，邱家海共有六兄妹，“周围人都说，六兄妹中，我老公人最好”。昨天下午，坐在宾馆的床上，田善莲没说两句眼泪就掉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停过。
为了养家，在长江上跑船时，邱家海只有过年时才能回趟家，来湄公河跑船后，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为了多赚点钱，也为了陪丈夫，田善莲也随丈夫加入跑船队伍，她的工作，是给船员们做饭。但多年跑船，田善莲身体逐渐承受不了，就辞去了工作，但为了能让丈夫离家近点，夫妻俩就把家安在了昆明。此后，邱家海回家的次数多了。再后来，儿子长大了，来到昆明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一家人团聚的机会也多了一些，“但仍要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一年来，因儿子上班时间较短，工资也比较低，田善莲日子过得很窘迫，“我们的日常开支，花的都是以前老邱打工时攒下的钱”。如今，田善莲和儿子还有几十万元的房贷要还。
一年里，田善莲也想出去找班上，但丈夫走后，她的压力很大，脑子很不好用，找了很多家都没人要，回家时还经常走错门。“如今，只希望那些挨千刀的受到应有的惩罚，给老邱一些安慰。”说到这里，田善莲情绪激动起来，一个人躲起来偷偷抹着眼泪。
蔡方华的儿子
最后一次见父亲他不让我帮他拿行李
蔡方华，湄公河惨案被害人，三等轮机员，“华平号”船员，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习酒镇人。在老家，52岁的他上有78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女。他走后，这一切重担压在了和他同龄的妻子吴开香身上。
10多天前，吴开香得知了案子要开庭的消息，“终于要开庭了！”面对着儿女，她喃喃自语。18日，简单收拾行李后，她离开在习水县城的出租屋，经过两次转车，她和25岁的儿子蔡聪、24的女儿蔡梅来到昆明。
昨天，面对记者，面容苍老的吴开香不停地流着泪，儿子蔡聪一边抚慰着母亲，一边和记者交谈着。
“在我小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我爸爸开过店铺、打过零工，但即便这样，仍凑不够我和妹妹的学费。后来，听朋友说跑船比较赚钱，他就去了。”蔡聪说，这一干就是11年，“只有过年的时候，他才能回家待上几天”。
兄妹俩很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我在北京，妹妹在遵义。为了减轻爸爸的压力，好几年过年，我都到朋友的店里打工，也都没见到爸爸。”蔡聪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要追溯到2007年春节的时候。4年多时间里，蔡聪和父亲的交流，仅限于每月一两次的电话。
在蔡聪的印象中，父亲人很好，话不多，和左邻右舍的关系也都挺好。“有一次，我爸爸准备去跑船，半路上，他专门到遵义去看我，当时，我正在朋友的店里打工，没时间招呼他。待了没几分钟，他就要去赶火车。我说要去送他，他坚决不让。在我的坚持下，他同意我去送他，但怕把我衣服弄脏，大包小包的行李却不让我拿，我只能同意了。”在和父亲为数不多的生活点滴中，这件事仍清楚地记在蔡聪的脑海里。
说话间，母亲吴开香插话进来：“唉！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现在，我们只希望判杀人者死刑。同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赔偿，毕竟，走的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母亲吴开香说话的时候，儿子不停地点着头。
如今，“钱，杀人者拿得出来吗？如果他们拿不出来，谁来赔偿我们？”这是吴开香一家人现在最担心的问题。
黄勇的妻子 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 前天晚上8点多，徐芳坐上了从老家景洪开往昆明的班车，一夜的颠簸后，昨天早晨，她终于到了昆明。
徐芳，湄公河惨案被害人黄勇的妻子，她这次来昆明只有一个目的参加湄公河惨案的庭审。
黄勇，三等船长，老家贵州赤水，“华平号”船员，多年前来到湄公河跑船，也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家在西双版纳的徐芳。后来，两人结婚，并育有一子一女，再后来，一家人把家安在了景洪城，住在徐芳单位分的宿舍里。
如今，女儿已上大学，儿子也已上初中，而年仅40岁的黄勇却走了。
虽然丈夫已走近一年，但徐芳仍清楚地记得一家人欢聚时的点滴。“每年的8月份到12月份，澜沧江的丰水期，船可以开到景洪，那样，我老公就可以直接回家；而每年12月份以后，江水少了，船只能开到关累码头，下船后，要坐4个小时的班车才能到景洪，但即便这样，我老公还是每五六天就回家一次。”眼前的徐芳，虽然年龄还不到40岁，但皱纹已爬满她的脸庞。“这都是这一年长出来的。”徐芳哽咽着，
徐芳记得，每次丈夫跑船前，她都会提醒丈夫注意安全。“但没想到，我老公竟是以这样的方式走了，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一年来，徐芳日子过得很清贫，“因为要照顾儿子，我没有出去上班，平时的开支，除了以前的一小点存款，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
王建军的家人 最烦别人问赔了多少钱 9月12日，34岁的王建华得知了哥哥王建军案子将在9月20日开庭的消息。两天后，和单位请了一个星期假后，在江苏打工的他回到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老家，准备接61岁的老母亲来昆明。
18日，两人从绵阳出发，踏上了第二次来昆明的火车，而第一次，就是他们去认领哥哥尸体的时候。
王建军，案发时36岁，三等驾驶员，“华平号”船员，11年前，孤身一人去湄公河跑船，后来，随单位在景洪落了户，但每年春节，他都会回四川老家过年。“每年回家时，在一块打牌、喝酒，成了弟兄俩仅有的交流方式。”王建华说，除此之外，兄弟俩各忙各的，很少联系。
王建华记得，兄弟俩最后一次联系，是去年的中秋节，简单几句嘘寒问暖后，兄弟俩挂断了电话。但就在20多天后，惨案发生了，哥哥就这样走了，兄弟俩连嘘寒问暖的机会也没有了。
36的王建军没有结婚，但他很孝顺。“从我父亲2009年查出有肝病，直到2010年去世，我哥哥回家多次，花了好几万元，也用完了他所有的积蓄。”王建华说。
这一年里，最让王建华和母亲受不了的是，“每次只要有人遇到，从来都是问赔了多少钱，从来没有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关心过我们”。这让母子俩很心烦，“说句难听话，我们不在乎赔多少钱，只要让杀人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让湄公河流域重新恢复平静，让其他经过湄公河的人平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正义审判的到来。”
如今，王建军的老母亲独自生活着，这次来昆明，依然穿着上次来昆明穿着的蓝色衣服。“家里没钱，实在买不起新的。”老母亲眼含泪花，哽咽着用四川方言说。（记者程浩）
人参与)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