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国武老人正在讲述“马营事件”
68年前,发生在新乡的“马营事件”动人心魄
7年前,唯一健在知情人为牺牲战友立碑缅怀
15名八路军武工队员难获英烈名分
当地民政部门表示,将积极调查落实相关证据材料,并逐级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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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新乡市上空警报声声,警醒着人们勿忘国耻。在新乡军分区第一干休所,曾任八路军太行军区武工队副队长的郜国武老人,如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90岁高龄的郜国武,身穿缀满战争奖章的旧军装,两道浓眉紧蹙,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有关钓鱼岛的报道。
抗战时期,郜国武曾和战友们一把大火烧掉了日军占领的新乡火车站大批军用物资;里应外合,不费一枪,将日军驻新乡留守处51人和大量物资全部押运到解放区;在战友们的配合下,他还曾独自一人端掉日伪军一座炮楼……
“你要写,就写写咱们的15名武工队员吧,他们死得太壮烈、太冤屈了……”这位先后荣立25次战功的老人对记者说。随着老人的讲述,发生在68年前的那场鲜为人知的“马营事件”逐渐清晰……
叛徒出卖 15名武工队员遭残杀 “当年的"马营事件"啊,知情人、领导人可能就剩我一个了。”郜国武老人感慨万千。
1944年农历七月十五,时任八路军太行军区武工队副队长的郜国武向队长张金忠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武工队北上太行山充实县大队力量。不料,张金忠却受叛徒吕生金说“汉奸区长刘金展有转向八路军想法”的欺骗,要留在新乡县,策反刘金展。郜国武劝说不了张金忠,就留下来一块儿做刘金展的工作,并安排赵来玉率领17名武工队员先上山。
当晚,郜国武等人住在新乡县郭小郭村吕生金家。半夜,有人敲门,郜国武一听是汉奸刘连富的声音,立即和张金忠进入战斗状态,用枪指着刘连富等人,将对方吓退。郜、张二人趁机逃出吕家。
赵来玉带领武工队员们途经新乡县北马营村,夜宿村民陈福田家(陈家是我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农历七月十六晚,因吕生金告密,刘连富和担任豫北地区剿匪保安大队长的汉奸刘连清(刘连清为刘连富的大哥)带人武装包围了陈家,除王福庆、赵树林成功逃脱外,其余武工队员均遭枪杀。
第二天,郜国武从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广安处获知,事发当晚,张金忠的小舅子、中共地下党员刘明祥也被打死了。
后人努力 为牺牲父辈讨名分 “马营事件”中遇难者后人、75岁的李久枝告诉记者,父亲李来贤被害时,他只有7岁,最小的妹妹是遗腹子,生在破庙里。李来贤牺牲后不久,日伪军到李久枝家抓人、搜武器,幸亏邻居们给他家提前报信儿,李久枝的母亲才得以带着孩子逃走。
解放后,李久枝积极参加家乡建设。18岁那年,他报名参军,但政审没过关;他曾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同样因为家庭“历史问题”,预备期满后未能转正;“文革”中,他更是因为“土匪子弟”挨批挨斗。
与李久枝一样,今年74岁的魏俊清、84岁的赵来功等人也都因父亲并非英烈,而在生活和工作中受歧视。
1978年,李久枝四处打听,后又找到新乡县志上记载的“马营事件”真相,便开始寻找证人证据。1980年,李久枝第一次向新乡县民政部门申请,要求追认其父亲李来贤为革命烈士。
奔波数年 烈士申报至今无果 30多年来,李久枝和赵来功等人始终未放弃为父辈追讨烈士名分。他们收集的一些证据材料显示,据《新乡县志》载:“刘连清曾在1944年农历七月十六亲手制造了马营惨案,一次枪杀我游击队(记者注:实为八路军武工队)队员17名(记者注:当时有关部门还不知道王福庆和赵树林逃脱生还),尸首投入卫河顺水漂去……”
当时,郜国武带领武工队在敌占区秘密战斗,他的上级是敌占区区长、中共地下党员朱亮。解放后,朱亮历任新乡市郊区区委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5年3月26日,朱亮出具的一份证明材料显示,“我们指示武工队长郜国武将李来贤等17名同志送上北山(太行山)解放区分配工作,不料途中出了问题,17名(实为15名)同志被敌人杀害,他们确系革命同志,应追认革命烈士”。
1995年,李久枝将上述有关材料和申请追认父亲李来贤为革命烈士的报告一起递交新乡县政府,后又被上报至新乡市政府。
1997年,新乡县民政局按照省民政厅和市民政局的要求,写出调查报告。在详述了“马营事件”基本情况后,以“当时这些遇难的武工队员都是从事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知其详情者不多,调查取证困难;记载此次事件的历史文字资料不多,难以证实每个人的具体身份等”为由,未予批准追认李来贤为革命烈士的申报请求。
民政部门 将积极调查新证据 2009年底,新乡县合河乡大里村村民刘清茂在清理老房子时,意外发现一份泛黄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
作者:注:实为八路军武工队 (来源: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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