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科龙案”原委 或因傲慢狂妄引政府不快

　　顾雏军：高墙内外

　　顾雏军向本刊详述“科龙案”原委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南焱 | 北京报道

　　顾雏军老了，也瘦了，但依然倔强。

　　格林柯尔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被关押了七年一个月零九天。9月6日，从广东省肇庆四会监狱出来，顾雏军与接他的亲友赶往机场直飞北京。从出来的第一分钟到往机场的路上，他一直在看一篇名为《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牢狱之灾》的文章，这篇文章发布在网络上为其喊冤。顾雏军连看了9遍，颇为动容。

　　出狱后的第八天下午，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顾雏军，召开了一个场面出乎预料的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平反”。同时，他现场散发“举报信”，痛斥包括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在内的“中国最邪恶的4个人”，称他们“利用职权对其加以陷害，侵夺他的科龙股权”。

　　然而，拿不出更多证据的“举报”随即被各方批为“无稽之谈”。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9月14日表示，证监会始终欢迎社会监督，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关各方均应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事实上，早在2006年，证监会即对“举报信”做了相应回应。

　　针锋相对，7年前那场充满争议的审判，以其明显的时代烙印及典型性，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且至今都存留着未决的悬疑：在顾雏军与地方政府的暗合下完成的“虚报注册资本罪”，为何只处罚个人而不处罚地方政府的相关责任人？民营企业家的合法产权如何保障？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如何评判灰色地带行为的法律性质？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曾表示，“做企业最可怕的是你把自己当老大，政府把你当孙子，那样就完蛋了。”然而，入主科龙后，顾雏军极少跟当地企业及政府直接交流。也正是因为他的“孤傲自负”，未能妥善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最终导致他败走科龙。

　　重出江湖的顾雏军没变，此次甚至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

　　纷争背后的真相如何？时间和日益完善的法律将证明一切。

　　不“平反”就太窝囊了

　　7年之后，出现在媒体闪光灯下的顾雏军已是两鬓斑白，不见当年的意气风发，明显消瘦的体形与7年前的西装显得很不合体。

　　“坐牢是最好的减肥方式。”9月15日，顾雏军在北京安徽大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自嘲说。

　　之前的一天，100多家媒体出席他出狱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原以为也就二三十家。”一开始他只准备了50份名为“举报信”的材料，到了前一天晚上，已经有80多家媒体打电话过来。记者会当天，他们发出去170份材料。

　　在这份长达27页的举报信中，他痛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范福春、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证监局原局长（现任大连商品交易所所长）刘兴强和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为“中国最邪恶的4个人”，历数他们的罪状，并称他们每人收受了其曾经的竞争对手——美的集团“1000万美元的贿赂，利用职权对其加以陷害，侵夺他的科龙股权”。

　　“这是最好的喊冤方式，也是我最熟悉的，你知道，以前我开过很多新闻发布会。”顾雏军说。

　　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也许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至少不被认为是政治上成熟的办法。他的一些朋友劝他转而寻求低调、隐秘的解决之道。“而且，他举报的人中，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已经被判了死缓；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范福春也已退居二线。大张旗鼓地这样公开举报实属不必。”顾雏军的一个朋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甚至，有采访对象“出于善意”托记者劝说顾雏军：让他千万不要再闹了。“我们根本无法说服他。”

　　顾雏军很固执、倔强，与他的聪明绝顶一样。这是人们对他共同的评价。7年以来，这些性格，他始终没有改变。

　　顾雏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

　　据顾雏军自己说，他在监狱里每天都骂那4个被他举报的“贪官污吏”。根据监狱的减刑规定，到今年4月，他已经符合减刑的申报条件，但他在4月的申请没有获批。“原以为6月的申请也仍然不会获批，我自己的预计是8月再申请一次，10月以后能被放出来，但没想到6月的申请获批了。”他至今没有弄明白，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能被放出来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出来是一定要要求‘平反’的。”

　　被高调举报的那些人

　　根据顾雏军的说法，在科龙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前后，许多当地的供应商告诉他，美的花了5个亿要扳倒他。

　　中国证监会第一时间在官方网站上回应，称始终欢迎社会监督，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关各方均应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就此事联系了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他表示，按规定走程序之后给予答复。但在本文最后截稿时，尚未得到答复。

　　9月14日当天，美的便通过其官网做出回应，称顾雏军的有关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同样是14日，刘兴强接受媒体采访回应称，若顾雏军提起诉讼，他不仅可以应诉，还要告他诬陷。

　　“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来告我。”顾雏军说，他不惧怕任何人，他手上有大量的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刘（兴强）的敌人提供的，这个证据我现在还不能拿出来。”

　　据顾雏军称，刘兴强担任广东证监局局长期间，作为上市公司的美的未曾被例行年检过。“检查小组要到美的进行例行年检，结果开车开到一半，被刘（兴强）打电话骂回去了，骂得狗血喷头。为什么其他公司都要例行年检，就美的不要？”根据顾雏军的讲述，数年前，他曾宴请刘兴强的弟弟刘兴龙，“饭桌上，刘兴龙亲口告诉我说，他每年都能从美的拿到2000万美元的订单，而我们科龙从来没给过他订单。”

　　关于这一说法，顾雏军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美的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斥之为无稽之谈。《中国经济周刊》也试图联系刘兴强，其助理表示，刘目前人在国外出差，无法回应。

　　顾雏军直言对其举报的4个人深恶痛绝。其中，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在他坐牢的这7年里平步青云更让他愤愤不平。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该副省级高官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3年开始由金融高管向高级官员转型。

　　这位官员“才华横溢”，其升迁之速度亦令人惊讶。其履历显示，2006年10月—2011年7月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地级市常务副市长升任该省副省长。

　　至截稿为止，未见该官员公开就此事做出回应。

　　顾雏军的政商关系学

　　在《中国经济周刊》对顾雏军长达2个多小时的专访中，除了“申冤”，顾雏军基本上不想谈任何其他的问题。

　　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在7年的高墙岁月中在思考些什么？他是否曾经反思过当年的失误？他很直接地回答，“不讨论这个问题。”

　　有人评价说，7年牢狱之灾后，这个人在政治上仍然不成熟。

　　但在中国复杂的政商关系中，顾雏军不是不花心思的。2005年，曾有媒体通过香港联交所公布的材料统计，当年，顾雏军创办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其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曾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的刘某、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某、原电子工业部某司长苏某担任董事，中信公司原总会计师熊某担任高级财务顾问……

　　从这个团队构成来看，顾雏军不可谓不谙政治。

　　另一项颇显其政治智慧的事件是，在他深陷囹圄的时候，将科龙股权转让事宜委托给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他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在顾雏军的讲述中，素有“民企娘家人”之称的全国工商联，从科龙被调查到顾雏军被拘押，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各方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协调与斡旋。最终，科龙的股权转让作价9个亿，这与工商联的努力密不可分。

　　2005年5月，证监会立案调查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电器。顾雏军随即前往北京“活动”，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获得高层的支持。

　　2005年6月，已经焦灼不安的顾雏军曾先后三次前往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接洽被称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律师田文昌。据田文昌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顾雏军的意思是，能不能在一周之内帮忙协调证监会，让证监会再给些宽裕时间。田文昌对顾雏军表示，时间太仓促，恐怕无法实现他的想法。

　　当时，田文昌建议顾雏军尽快卖掉科龙股份或进行重组，同时，让他做好时刻可能被抓进去的准备。

　　但顾雏军仍不甘心，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他一直认为他不可能被抓的。

　　“他太自信了。”田文昌说。这导致他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上有失偏颇。

　　2004年底，上述现任副省级高官，时任某地级市区委书记。“他例行到我们公司来调研，我亲自接待他。如果说我这个人不懂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他也就是个县级干部，我亲自接待他，而且亲自陪同他做讲解和参观，我认为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职责。”即使到现在，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顾雏军仍显得过于自信和傲慢。

　　2005年7月，在被拘押的前10天，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说：“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

　　虽然从道理上讲，他的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在成功收购科龙之后，顾雏军逐渐表现出来的傲慢甚至狂妄，让地方政府很不愉快，他们感觉已经失去了对科龙及顾雏军的控制。

　　顾雏军始终认为，上述副省级官员收受了贿赂，并使尽浑身解数与当地的竞争对手美的合谋赶走他，抢夺他在科龙的股权。

　　但对“贿赂”之说，他并未给出实证。《中国经济周刊》追问顾雏军，他在此之前与此官员的关系是否和谐，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顾雏军曾经找过田文昌帮忙打官司状告佛山市顺德区政府，但田文昌认为，这个官司没法打，因为当时仍无发现牵涉到有法律依据的侵害事实。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人士分析，未能妥善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顾雏军败走科龙的重要原因之一。

　　9亿科龙股权转让款归谁？

　　在漫长的高墙岁月里，顾雏军是否反思过这一点不得而知。顾雏军说，在里面他主要看了两种书，一种是寻求为自己辩护的法律书籍，另一种是为成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教授奠定基础的数学书籍。

　　他说，若“平反”无力回天，物理学教授将是他的归宿。

　　顾雏军出来之后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发现，北京已经不是7年前的北京。那时候，他所居住的望京还是一个荒僻之地，现在已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他说，自己开车连家都找不到了。

　　与他同监房的一个狱友已经被关了十六七年。他发现，一个人长时间地与社会隔离是会变傻的。“（他）跟人说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发现他说的话都是1993年时的观点，常常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他没有用过手机，甚至也没见过手机。”

　　也许，顾雏军的不适应感也会随之而来，例如，他需适应巨变之中的家电江湖、金融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他还要适应，在网络新闻快餐时代，关于他举报的新闻或将会被不断更新的热点取代而成为“断头新闻”。

　　他有一个心理的底线，“2006年4月底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议，是我唯一能接受的一个决议。”根据顾雏军所理解的决议精神，目前仍未处置的那９个亿的科龙股权转让款应归属于格林柯尔。

　　顾雏军说，他绝不接受其他的任何分配方案。此亦为他开新闻发布会的重要目的之一。

　　“当然，对我而言，真理和公正比钱更重要。我即使不要这个钱，也要一个公道。”顾雏军说，他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抓的准备，写了很多留言给家人和学生，做事后安排。

　　这颇有鱼死网破的架势。

　　关于枭雄和英雄，曾有人这样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对那个曾经混乱的时代和失范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的“原罪”。

　　在这个阶段，顾雏军成了枭雄。他还会不会成为英雄？

　　那是后话。

　　（本刊记者张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