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当晋官”下的“血煤难治”制度病变

　　因“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去职，其留下的“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真言。“襄汾溃坝”事件后，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山西省委相关领导相继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下一任临汾市委书记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大众网》3月31日）

　　官员婉辞官位，民众多感匪夷所思。然而，在矿难频发的山西，其官员肩负的安全责任重担显然高于其他任何省市，在国家重大责任事故问责制下，晋官面临着与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博弈的煤矿治理，以及确保国家煤炭需求的双重压力，而一旦煤矿事故发生，党政官员又难逃被打板子、引咎停职检查的命运。也因此，05年至今，山西省在三年(2005年到2008年)内换了四任省长，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附着惨痛血泪的丰富煤矿资源，俨然让昔日人人艳羡的晋官，成为上下不讨好的角色一方面，其必须确保国家大量的煤炭生产需求，另一方面，其又必须在大量煤矿生产的高风险下确保煤矿安全，然而，一些意欲在整治煤矿上大展拳脚的官员，或深陷于复杂的地方利益纠葛，或如“虎落平阳”般在煤矿

　　治理、监察中，受制于下级利益链条的“通风报信”，难以检出煤矿实际安全隐患。当地有人士就表示，这些长年累积的顽疾，让许多外来的新任官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免职。

　　在平衡生产利益与确保生产安全这一对矛盾的现实语境下，晋官成为官场的“烫手山芋”自然不足为奇。然而，在晋官走马灯地上任与落马间，我们更多看到的只是官员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治”身影，也即是，每个上任官员都试图通过自己个人的政治魄力、手段、想法，制定一些方略，以达到治理“血煤”的目的，然而，这种过度迷信个人魄力的官场生存法则，显然在面对“血煤”这一痼疾时“长袖难舞”。前有05年，时任临汾市长王国正升任市委书记后，李天太继任市长一职，其虽获好评，但最终还是因“12·5”洪洞矿难去职。同样，山西前省长孟学农曾试图在服务业和循环经济上下功夫，以开通山西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但宏愿尚未实施，孟学农就引咎辞职。现任省长王君则试图利用其煤炭专业优势扭转“血煤”现状，

　　却不想遭遇“屯兰矿难”。作为一个个体，官员在复杂的矿难治理前显得势单力薄，一旦引咎去职，其前期推行的较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略则面临断层，继任者往往只有重新调研、另起炉灶。

　　在这种“人治”的官场情态下，不管是煤矿治理成本还是官员任职风险都显然太高。然而，纵观世界矿产高国，发现矿难治理更多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人治”，特别在当前国家大量整治关闭小煤窑，煤矿安全隐患重心逐渐转移到国有煤矿的情境下，其具有更可行的借鉴意义。在机械化水平高达百分百、矿难事故率却极其低下的南非，其推行了强大的矿工工会及巡视员制度，根据立法要求，矿业成立的工会要参与到矿业管理中，没有其他人比矿工更重视煤矿的安全，巡视员则可以依法提取企业工会每一次的会议记录,检查会议记录上矿工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这样巡视员就可以监察企业有没有着手解决,或者问题解决得怎样等等。

　　依靠这样的制度，在中国还在为煤炭安全绞尽脑汁的时候,南非已经为煤矿的“零死亡率”目标而努力了。在当下国家过于依赖“人治”的体制下，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已然病变的制度治理，而南非的成功案例则更似一面镜子，它昭示着矿难治理中制度治理的重要性，也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的具有普适性的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对“血煤”对症下药，“辞当晋官”的官场乱象才能更少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