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石:用凤眼写《红袖》 作家应有起码的社会担当

　　浮石：用凤眼写《红袖》

　　蔡岫

　　真名胡刚。毕业于湘潭大学哲学系，曾任国家干部、大学教师、企业老板；现为职业作家、影视编剧。

　　长篇处女作《青瓷》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入选“改革开放三十年最有影响力书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并在越南、韩国出版。另有长篇小说《秘色》、《窑变》、《皂香(上)》、《中国式关系》、《非常媒戒》、《活动创造价值》(与王伟合著)等。

　　影视编剧作品电视连续剧《青瓷》，由张国立、王志文倾情演绎，已在湖南卫视黄金档热播。

　　记者：您的《青瓷》写在属于人生逆境的看守所里，《红袖》则写在之后生活回到正轨、相对稳定安逸的时候，是否会缺乏《青瓷》那样的深刻思考？

　　浮石：早在《青瓷》畅销之后便有了一种论调，说我今后的作品可能很难超越《青瓷》，这话曾经让我既高兴又不以为然。高兴的是，在读者眼里《青瓷》已在文坛上取得了某种江湖地位，不以为然的是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水平从此停滞。实际上，我是一个有文学野心的人，我觉得我的作品应该越写越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红袖》是一次自我挑战。第一，写《青瓷》的时候，我囿于个人生活的体验，认为能够客观真实地还原生活就可以了，缺乏对很多社会问题的自觉而冷峻的思考，而写《红袖》的时候，我在生活阅历、素养积累和对文学热爱的程度上都有了提高，有一种在文本上实现自我超越的强烈愿望，故事也由从《青瓷》时期的单线索变成了多线索发展，力求对社会世象的展示更加宽泛，对人性的挖掘更加深刻；第二，写《青瓷》时我并未把自己定位于行业揭秘者，还期待能够继续做拍卖生意，业内的很多秘密不敢抖搂出来，而到《红袖》的时候，我虽然仍然以拍卖作为行业背景，但我有意地把行业背景虚化，重点不是描写拍卖各环节的水有多深、怎样暗流涌动，而是希望能够一叶知秋，通过一个行业折射整个社会，加上那时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做老板，这一辈子就以码字为生，便使自己的立意境界得到了提升，也有意思地拉开了与个人亲身经历的距离，进而获得了进入艺术创作的精神自由；第三，写作《青瓷》时我身陷囹圄，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使我写作时不得不紧紧贴近地面，恨不得展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与疮疤，所以《青瓷》才会真实得令人背脊发凉。在写作《红袖》时我回归到自由之身，已随时能够感受这个世界的雨露阳光，这使我在还原官商关系和男女关系时，一方面继续保持对社会与生活的冷峻思考，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对处于逼仄、不平等地位的女性更多的理解、宽容与怜惜，也更自觉地表达对于社会与生活的感激与热爱之情，我会坚持认为《红袖》是一部有人性温情与暖色的作品。

　　我一直认为一部好的小说作品应该自成宇宙，能够将读者裹挟其间。不是代替读者思考而是激越读者思考，并丰富着读者的间接人生。我希望《红袖》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

　　记者：在看守所时，你是怎么想到要写小说的呢？您把社会世象和人性写得这么透彻，跟您学哲学有关系么？从哲学的角度，您觉得作家的职责是什么？

　　浮石：我是2003年12月因涉嫌行贿而协助调查、拘留、逮捕而进入湖南省看守所的，在这之前，我把一个拍卖公司经营得确实很成功，个人生活更是多姿多彩。然而突然之间，我从腰缠万贯的老板变成了阶下之囚，这个落差是巨大的，不是天上人间地狱、从春天到严冬之类的比喻句所能形容的。

　　在看守所写小说有两个动机，一是打发被拉得极其漫长的无聊时光，一是为今后养家糊口另寻门路。真正开始自觉地用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审视社会与人性，准确地不是始于《青瓷》，也不是始于《红袖》，而是自《皂香》开始。我希望“哲学思考文学表达”能够成为自己作品的标签与核心竞争力。

　　当下社会的每一个似乎都还没有解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转型、变革的时代，原来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早已分崩离析，新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尚未形成，面对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诱惑，这个社会还有骇人听闻的事吗？我认为没有。因为我们周围发生的事完全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如果一个社会江湖潜规则大行其道，那么，人的劣根性不是受到遏制，而是得以彰显，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似乎没有什么不能干的事，礼崩乐坏，到了完全可以不顾礼义廉耻的地步。但人性恶的破坏力是要殃及每一个人的，人性善的力量则是一种柔软而坚韧的力量，必定比人性恶更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更能让这个社会更美好与温暖。

　　当下的每个人均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人们不再过于依赖单位与组织，而主要靠个人在社会上去打拼，带来了人际关系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有戏的时代，而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戏剧冲突和博弈也会更加激烈，你的任何大胆想象都会被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颠覆。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有责任为读者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最立体的时代社会标本。

　　成为作家的门槛是很低的，作家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行当。但真正的作家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担当，应该具有对真善美的感知能力与感染能力，应该成为社会良知与良心的承载者与表达者。但现在的中国作家似乎已被完全彻底世俗化、江湖化，体制内的热衷于争名夺利、获取各种奖项，体制外的争做出版商与图书市场的宠儿，不惜把自己的作品完全商品化。我认为真正的作家是应该极具个性的，不是指他的文体特征，而是指他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也即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我知道现在谈这个显得有点装逼有点不合时宜，但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起码的哲学素养，没有对现实生活进行介入与干预的强烈冲动，没有对人类命运的强烈关注与表达欲望，你不过是个匠人。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作家如果普遍地浮躁着，写一些不痛不痒的求名求利的文字，沦为名利的奴隶，那是非常可惜可悲的。

　　记者：为什么要从女性角度去写《红袖》？市场上有种传闻，说《红袖》是一本教女人变坏的书，您怎么看？

　　浮石：在《青瓷》里，女人都是好女人。我着力描写了男主角张仲平的夫人唐雯和情人曾真。尤其是唐雯，她对家庭的坚守到了一种极致，感动了很多人，也改变了很多年轻女性对死抱着变心老公不撒手类型妻子的看法。即使是不被公序良俗接受的曾真，她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写《青瓷》的时候，我完全是以一个男人的模式去观察和思考的，而这次我试图做一个大的尝试，从女人视角写《红袖》。社会是由男性与女性组成的，女人眼中的社会与生活，应该与男人眼中的社会与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借我一双凤眼来探索社会与生活，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故事是这样的，为争取一个近亿元项目的拍卖委托权，拍卖公司的女老总柳絮、女律师邱雨辰等众多女性角色，纷纷粉墨登场，每个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这些娇媚各异、睿智多谋的女性，如金梭银梭，往来穿梭于权贵和利欲场所。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世俗风俗画，也是一场表面静如止水、实则利益厮杀的生死格斗场。我的重点是面对压力、面对诱惑，女性参与的这些权色交易并非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市场上是有这种说法，说《青瓷》是一本叫男人变坏的书，《红袖》是一本叫女人变坏的书。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认为无论是《青瓷》还是《红袖》，都充满着救赎与自我救赎，每个人使出浑身解数，不过是为了争取或抢夺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船票。

　　记者：书城里宣传《红袖》是一部官场小说，但其实您并不愿意这么分类？

　　浮石：为了被市场识别与认知，《红袖》的确又被打上了商场、官场小说的标签。但作为作者，我认为它着墨于利欲与情色，却绝不止于此：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商业与权力的隐秘交媾，不是我揭示或描绘的终极目标，它仅仅是一种标示，让我的笔触直抵更隐秘的人心和更加严捂的权力运行方式和现代男女之交际方式。

　　如果非得贴标签不可，我更愿意我的作品被贴上社会关系小说的标签。官场关系、官商关系、男女关系，人生在世谁离得开各种关系？又为什么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如鱼得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趋利避害是个体的本能。而作为社会人，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有规则的，有些规则是明的，有些规则是暗的、潜的。不得不说，这里面真是大有乾坤。找关系拉关系托关系攀关系搞关系，既是生存的法则，又是发展的利刃。你可以不喜欢，却不能不了解。

　　记者：《青瓷》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根据电视剧特点及相关要求，您做了巨大的改动，相当于重新写了一遍。考虑到《红袖》也有拍电视剧的可能，您会不会在撰写之初就已经调整成电视剧的模式了？

　　浮石：小说和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裁，我不会为了电视剧而改变小说的写法。它们的消费者也是不同的，小说读者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知识水平较高、生活阅历丰富，读小说是精神消费，借助间接经验丰富自己的人生。电视剧是一种工业产品，是一种综合艺术与低俗文化，比较大众，口味更加多元，基本功能是娱乐与消遣。我写小说还是更忠实于我的初衷，它必须首先是一个有深度有内涵而且好看的小说。至于拍电视剧，再按电视剧的要求进行适当调整。

　　记者：红袖其实已经在几年前出版过，只不过是删节版，这次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足本？恢复的197处对您意味着什么？

　　浮石：由于出版环境的变化或进步，《红袖》于2008年初版时被删减的197处，在这次重版时得到了恢复。当时很多不能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细节决定成败，被人为割舍后不完整的细节，会造成阅读的阻碍，我希望《红袖》足本能给读者带来惊喜，而我自己，无疑将因此而感到十分欣慰，并更加热爱这个最具争议的时代。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