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红包焦虑”吗?

　　新华网兰州10月7日电（记者王博、白丽萍）“9月30号，家里亲戚和高中密友；10月1号，同事的孩子、新认识的朋友；4号，替爸妈去他们同学孩子的婚宴，还有自己的发小等等。”

　　兰州一高校教师孙宇掰着指头盘算着这几天送出去的结婚礼金，按照远近亲疏和当地的习惯，她搭礼的数目在200元到1000元之间不等，她长吁了一口气，“明天还有一个大学同学结婚，算下来总共也就几千块钱吧。”虽然这在孙宇一年的收入中，并不占很大的比重，但“同学、同事、好友，哪个都少不得，搭多了，也hold不住！”中秋、国庆长假，结婚办喜宴者几欲爆棚，这让诸多如孙宇一样的人不免产生了些“红包焦虑”。

　　有研究者称，“随份子”送红包最早源于人际互助，某个家庭要筹办红白事，花销不够，便由亲人、邻里和相熟的朋友帮衬，大家一人出一点，有帮渡难关的意思。如今，红包早已与本义相去甚远，成为社会中不成文的规则－－不论红白事都要随份子，且随礼数目由账房先生记下，等对方办事再一一奉还。“记着人家搭了多少，我也得还多少”，这也成了个颇费脑筋的事情。但是双方多半都不会“吃亏”，只要有意愿，总有什么由头能让随礼者把送出去的钱再收回来。

　　既然是对等的往来，就有人想出了更极端的办法－－打白条。曾有媒体报道，几位“80后”就苦于结婚的朋友太多，而打起白条，上书“某某为某某结婚随礼200元整”，等到对方办事时，凭此纸条参与，再将白条送回来。笔者纳闷，这样的红包意义何在？

　　红包作为中国传统礼节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虽在今天已严重变味，但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参与者情不情愿都难于免俗。因为随份子送红包须有宴席搭台，因此，红白事简办或不办宴席成为不少人的呼声，而实践者却寥寥。

　　同时，红白事上这少不得的红包，有些时候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趁着光明正大的机会，顶着冠冕堂皇的理由，用大兴红白事来敛财和送礼，成了贪腐者的手段和行贿者的“机遇”。这恐怕又为份子钱存在的合理性增添了几多危机。

　　作者：王博 白丽萍